汉武帝推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文/鼎湖听泉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顾名思义，也就是把儒家学说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其余的各家学说如法家，道家等均受排斥，是汉武帝接受当时的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董仲舒先生的建议而确立的官方统治理论和伦理体系，其核心思想就是我们大家也耳熟能详的三纲五常，而其教育思想、大一统以及天人感应理论，都成为后世封建统治的基石。

总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仅奠定了西汉的制度基础，塑造了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还为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统治提供了超越时空的一整套成功范式，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当然，以一分为二的辩证法来说，汉武帝的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有相当高的政治弹性的，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一刀切制式，在大力提倡儒家思想、大办儒学教育的同时，还实行儒法结合政策，即所谓的儒表法里，并没有着力限制其他各家学说的发展，只不过是有所侧重而已。关于这个，从汉武帝当时任用的大臣便可略见一斑，比如宰相公孙弘儒法兼治；提出推恩令的主父偃是纵横家；耿直的汲黯以及修史讽刺汉武帝的司马迁却都是奉行黄老哲学。

这正如后世研究者对汉武帝的评价一样，当然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统一体，得区分一些主流和非主流的东西，尽管大家公认汉武帝是一个伟大君王，以其功勋卓著的内政外交、文治武功永远闪烁在历史星空，赚取足够的眼球，同时他也是一个好色、虚妄、固执甚至于有点暴力倾向的小暴君，一个令无数美女魂牵梦萦又黯然神伤的浪荡公子（史评家语），几乎没有谁能无限接近于神，任何绝对的观点都是别有用心的。

关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出笼，历史故事大致如此。

奉行无为而治的汉景帝驾崩之后，上任伊始的少年天子汉武帝（公元前141年3月登基，时年16岁，在位54年），就雄心勃勃地要大干一场，想改变先帝的因循守旧、无为而治的格局（尽管其时笃信黄老之学能影响时局的窦太后还坚决抵制），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上亲策问以古今治道，对者百余人。（《资治通鉴》卷17）发动丞相、御史、列侯等帝国众大臣多渠道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人才，文采斐然的汉武帝还兴致勃勃地亲自出考题，上百大贤坐而论道，共商国是。

最终的应举结果，史料显示：庄助为举首；公孙弘以明于《春秋》中选，为博士；辕固生亦以贤良应征。其余学申不害、商鞅、韩非法家之言，操苏秦、张仪纵横之说者，一概罢黜，不予录取。

基本上，以这次考试为风向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基调已经定下，虽然其时以太皇太后（窦太后）为首的憎儒派还十分强大，有绝对的话语权。

而关于这次应举者的焦点，也就是董仲舒先生是否参加，各种史书却有分歧。

历史牛书《资治通鉴》言之凿凿地认为董仲舒参加了对策，广川董仲舒对曰：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接下来老董还罗列了孔夫子的一大堆儒家理论，不过《汉书·武帝纪》却推迟到六年之后的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有史学研究者认为《汉书》所记比较可信。因为以窦太后当时对政治决策的最后决定权，也决定了董仲舒不可能如此放肆，窦太后是出了名打压儒家推崇黄老的人，时机当然不太对。

而不管老董是否在汉武帝上任伊始时提出过独尊儒术的对策，毕竟他还是提出了，时间迟早而已，这只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而不是方向性问题。

虽然一开始汉武帝就有意以儒家学说来对抗黄老哲学，以争夺由祖母统揽的王朝话事权（想起了武则天的章怀太子李贤组织班底批《后汉书》之事），不过，严格来说，最初的儒术推行是遭受过严重挫折的，以乳臭未干的黄毛小子汉武帝按照当朝白骨精级太皇太后的旨意，下令逮捕自己的儒系大员赵绾、王臧下狱，并令他们自杀以谢天下尴尬收场，双方PK的结果，少年皇帝大败而回，很没面子，是非皆因强出头是也。

史载，很有政治魄力的汉武帝一上任，就雄心勃勃地进行自己的政治改革，大力组建自己的儒家班底。

其时，汉武帝任命推崇儒术也极力反对黄老哲学的魏其侯窦婴（窦太后堂兄之子）为丞相，武安侯田蚡为太尉。人总是喜欢扎堆的，尤其是在政治斗兽场，站队永远是排解不开的永恒主题，所以倾向儒学的窦、田两位帝国重臣，也有意在朝中培植儒系官员来对抗窦太后的黄老派（为此后来窦婴也被太后贬斥），急火攻心地推荐儒生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以壮行色。

而赵、王二人更是急功近利，以为有皇帝撑腰就可以为所欲为，忘记了当时是谁能对帝国政事作最后的一锤定音的，得意忘形之际脑子便进水了，竟联名上书要皇帝有事不再奏报太皇太后，爱干啥就干啥，立儒学为国学也可以，多爽，这不是反了吗？

结果，大家都知道了，上帝要毁灭一个人必先使其疯狂，这两人最后都输得很惨，还是自己的主人下令要做掉他们的，皇帝和他们双输是也，很没面子的事，就因为行事不太经大脑的缘故，头脑发热给热死了。

因为窦太后知道了这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图谋不轨之后，大怒，然后下令有司调查他们的经济问题，还真有贪污行为呢。

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就变得简单多了，原本你们屁股也有屎啊，就请你们的主人帮忙擦屁股吧。反正不管是公报私仇也好，严肃国法也好，这儒家两小子都被牺牲了，还无计可施，无话可说，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窦太后十分高超的政治手段，那是相当老辣也，和她斗，少壮派还没够班，还需要韬光养晦，那可是千年政治妖婆啊。

然后，儒系一干人都逃脱不了责任，窦婴、田蚡被迫作深刻检讨，罢免官职。这一政治事件也说明了汉武帝初期（建元时期），儒家是没有话语权的，而且是备受压抑和打击，充满了挫败感，很识时务的董仲舒估计也不敢在此时冒天下之大不韪贸然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响亮口号，不然的话，下场便会很惨，比赵、王不会好多少。

可是《资治通鉴》却记载在对策中老董反反复复说的是孔子的德政、仁政和道德教化并建议兴建太学。我们都被弄糊涂了，司马光可是严谨的史学家，却不知他从哪里得到的信息源，只能存疑了。

总之，儒家学说的真正兴起，是发生在窦太后辞世之后的事。所以董仲舒响亮喊出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应是很久以后的事。

因为直到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五月窦太后亡故，随着黄老之学的最后一个旗舰式人物（可谓是坚固碉堡）的缺位，儒派才迎来了生命的春天，并呈现出一种欣欣向荣的态势，此时坚冰已经融化。

六月，曾被窦太后挂起的武安侯田蚡（是汉武帝之母王太后的同母弟，皇亲国戚是也，与武帝关系密切），复出做了丞相，也预示着儒派人物能无阻碍地甩开膀子大干了。及窦太后崩，武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平津侯。天下学士靡然向风矣！（《史记·儒林列传》）从史圣司马迁的记载中便可知道，儒学的真正复兴和勃起是在窦太后死后，儒者一下子就延揽了数百人（在窦后主政时代却是一个也不重用），旌旗猎猎的样子，从此儒家学说就变得十分吃香了。

有了良好的儒家发展的政治土壤，儒家学说的走俏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于是，配合政治需要，一代大儒董仲舒的横空出世当然是历史必然，如果不出董仲舒，那么应该也能出张仲舒，或者李仲舒，因为这是时代的需要，时势造英雄是也。

而好命的董仲舒，这位当时久负盛名的经学大师（汉景帝时他就曾任博士，讲授儒家经典《公羊春秋》），以其扎实的学养和丰厚的理论体系，适时应势为儒学的走红准备了良好的人气和理论基础。

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没有了祖母窦太后掣肘之后，有心建立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来巩固自己统治的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正好大师级人马董仲舒出山，正如一些史料所表，他在自己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主张。系统提出了基于天命的大一统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道之大原出于天（董仲舒语）。

而董仲舒的理论正与汉武帝的中央集权统治理念不谋而合，有利于当时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稳定，从此有幸成为西汉的官方哲学，有效地解决了当时的一系列政治和社会问题，如此应景，如此有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当然便是有充分理由了，因为思想统一了，接下来的施政就会顺畅了很多，所以儒家学说成为国教，那是很有点顺应时势的味道，虽然后来的独尊儒术，多少也钳制了其他思想，让春秋战国时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盛况成了泡影，少了肥沃土壤。

综上所述，儒运宏昌的唯我独尊时代应该是在窦太后薨后开始的，董仲舒不可能在汉武帝上任伊始就抛出独尊儒术的论调。

关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曾有如此评价：汉武帝继承了汉高祖以来，数十年休养生息所累积的国家资源，对内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奠下中央集权官僚体制运作的理论与方法，对外则连年发兵征讨匈奴，开拓四裔，使大汉声威远播，国势达于顶峰。而在一片繁华景象中，财政短绌、外戚干政的乱源却悄然伏下。

雄才大略的少年天子汉武帝意气风发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完成思想统一，加强中央集权之后，接下来便是凭借祖先多年无为而治不穷折腾而积攒下来的比较雄厚的经济基础，大力进行开疆辟土，北伐匈奴、南平南越，打通西域、外事四夷，奠定了中华空前阔大的政治版图，也成为了其任内最大的成绩单，以其绝世武功跻身伟大皇帝的行列，可谓是马蹄声起，马蹄声落，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