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在日本首相身边的“红色间谍”：尾崎秀实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民在顽强抵御外敌入侵的同时，也接受了来自国际各方的援助，如来自美国、苏联的武器装备、军需物资和贷款，乃至援华空军。但很多人恐怕不会想到，在日本，也有着一群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同志，与我们并肩作战。

他们也许不能在战场上拿起武器制止侵略者的暴行，但他们通过向我军传递情报和重要军情，为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绝非“叛国者”，而是在整个国家都被军国主义绑上战车后，头脑仍保持清醒的人。他们清楚的知道，对外侵略战争将会把日本拖入无底的深渊，也明白中国人民正在以血肉之躯捍卫自己的国家。

我们，都是爱国者！本期故事的主角，正是一位来自日本的“同志”，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的名字叫——尾崎秀实。

尾崎秀实对于中国的“特殊情感”，来自于他特殊的童年经历。虽然他生在东京，但他的父亲尾崎秀真在他出生后不久，便应友人台湾民政长官后藤新平之邀来到台湾。三年后，尾崎秀实与母亲也来到台湾生活，因此在生活中，他与台湾人接触的十分频繁。而台湾作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人在这里天生就高人一等。

而这一切都是他亲眼目睹，亲身感受到的：秀实后来回忆说：“在我整个少年期只有一点与一般（日本）人相异的经历。由于台湾的地理政治特点，我经常会接触到台湾人（中国血统的人），既有孩童之间的吵架，也有在日常生活中以具体的形态表现出来而让我直接感受到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各种关系。这是一直以来唤起我对民族问题异常关切的起因，似乎也成了我对支那问题理解的一个契机”（“支那”是日本人的普遍用法，并不等于尾崎秀实对中国人有歧视）。

而让尾崎秀实印象最为深刻的，恰恰是发生在他父亲身上的一件事。

尾崎秀实

某天，在报馆任职的父亲乘坐台湾车夫拉的洋车回来。在付了车费后，车夫却没有走，觉得钱给的太少了，希望能再“赏一点”。父亲二话不说就挥起手杖，要将车夫赶走。少年的尾崎秀实看不下去，就与父亲顶撞了起来。

在他的心目中，父亲一直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君子”，没想到竟会对一名本地车夫如此傲慢。

后来，秀实通过对台湾生活的观察发现：“旧时代在殖民地的日本人大都比较飞扬跋扈，对待台湾人相当的趾高气扬。我从孩童的同情心和人道主义出发，对这些现象觉得很反感。”而在那样一个战乱动荡的年代，能像尾崎秀实这样具备强烈的“人文关怀”和的“共情能力”，本就非常弥足珍贵。

尾崎秀实

除了台湾，尾崎秀实还曾有过旅居香港、广东等地的经历，在1928年到1932年期间，他任《朝日新闻》常驻上海的特派员。在上海生活了三年之久，并撰写了《暴风雨中的中国人》、《现代中国论》等政论性著作。

对中国人民的生活习性和民族性格，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与此同时，他还结识了许多中国左翼人士、进步人士，并于鲁迅结为至交，两人的友谊在后来也被传为佳话。

从上海回国后，尾崎秀实仍在朝日新闻社工作，就日本和东亚问题发表大量评论。由于其见解独到，眼光准确，被新闻界认为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通”，并一跃而成为社会各界公认的中国问题专家。

鉴于尾崎扎实的功底与敏锐的洞察力，1937年6月，尾崎秀实成为近卫文磨首相的“嘱托”(顾问)兼私人秘书，可以自由出入首相官邸，参加首相的智囊团会议。而他的主要任务是提供有关中国的情况,提出对中国事务的处理意见。这使他不但对日本政府的决策非常熟悉，甚至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在整个日本的“大政方针”。

也正是由于他的特殊身份，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及时了解到日军统帅部的战略决策、日本天皇御前会议内容、日军作战部署、以至军用作战地图等情报。对于这些重大战略情报,尾崎主要通过在上海的日籍共产党员中西功发往延安，远在万里之遥的中共中央在看到了这些情报后，几乎相当于亲自参加了日本最高层的决策会。尾崎秀实所做的一切，有力的支援了中国的抗战事业，拯救了万千百姓的生命，其价值根本无法衡量。

而毛泽东曾对这些“国际同志”的贡献作出了极高评价，对于尾崎秀实，周恩来更是称他为“国宝”。

1941年夏，德国开始了他的巴巴罗萨计划，进攻苏联。日本南进还是北进成为斯大林和中共中央最关注的问题。毛泽东认为,如果日本北上攻苏，中国抗战处境将更艰苦。

值此关健时刻,作为佐尔格“拉姆扎”小组核心成员的尾崎秀实，在得知日本决心同英美开战的情报后,通过德籍苏联情报员佐尔格及时告知莫斯科，使斯大林放下了后顾之忧，将远东地区用来防御日本的部队调往莫斯科，在危急时刻扭转了战局，赢得了“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

佐尔格后来谈起尾崎秀实时这样感叹道：“尾崎是我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助手……我们的关系，无论是私交还是工作交往都非常融洽。他从日本人那里为我搞到了许多准确、全面而又有价值的信息。他所提供给我的日方情报，占了我的情报来源的四分之一。尾崎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

1941年10月中旬，佐尔格的真实身份败露，尾崎秀实等30多人先后被日本军部逮捕。东京法庭宣判时称尾崎秀实为:“彼等不怕栖牲,积极努力，用巧妙之手段，长期进行侦察活动,其于帝国圣业、国家安全、大东亚战争及友邦.胜负,危害之大，令人战栗。”

在入狱三年后的1944年11月7日，就在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当天，尾崎秀实以违反国防保安法、军机保护法、治安维持法的罪名，在巢鸭监狱处以绞刑。年仅四十三岁。

佐尔格

尾崎秀实之所以矢志不渝的为中国的抗战事业不断的做着奉献，是因为在他看来，日本侵略中国乃至将整个亚洲卷入战火的行为，完全是置整个国家的命运、前途于不顾，并对反抗殖民侵略的中国人民充满同情。他坚信，只有制止日本侵华战争，才能将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从毁灭性的灾难中解脱出来，实现日华和平与日华人民世代友好。而这，才是两国人民的最大的幸福和根本利益所在。

正是出于这种理念，尾崎秀实与那些帝国主义的间谋完全不同，他所做的一切“情报工作”完全是出于信仰而不要报酬，在党组织困难时还会以个人积蓄倾囊相助。

前面我们提到，由于尾崎秀实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十分透彻，因此才能够进入日本的最高决策层，成为首相身边“最亲近”的人。那么他对中国到底有多了解呢？

可以这么说，尾崎秀实堪称为“研究中国问题”的权威专家，他所达到的高度，远非那些“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熟练使用筷子”的“中国通”们所能企及的。

尾崎秀实的“中国知识”一部分来自于汉学功底本就非常深厚的日本，而绝大部分则来自于后天的勤勉好学。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尾崎秀实将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了对中国的研究上面，并分别从“国际关系”和“民族运动”两个角度来分析中国。

1937年9月，尾崎秀实在《屹立于山峦中的支那》中指出：“要从根本上理解日支关系，其重点不得不放在对经济、社会诸问题的阐明上……我们要究明日支关系，应排除观念性的方法，遵从与社会、经济相关的具体方法”。

而他所说的“科学方法”，正是从左翼立场出发，把“经济。社会的具体分析”作为基础，即“马克思主义”的认知方法。

1938年，国民党将首都迁往重庆后，尾崎秀实清醒的认识到，蒋介石政府的影响力在未来必将被共产党超越。而与蒋介石政权关系紧密的列强们和国内的民族资产阶级，必定会进一步加固他们之间的关系。

在此情形下，列强们的反日情绪也在不断增强（后来西方国家的援华行为也证明了这一点），而与之相伴的，还有民族解放运动的不断高涨。此外，与当时的普遍认知不同的是，尾崎秀实早在1937年就看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存在的矛盾及其可能爆发的隐患。

他在《支那与他的邻邦·支俄关系分析》中说道：“国民政府立于高涨的民族运动之浪尖，想一举完成统一事业，对外也有着巨大势力的后盾，得以主张获取某种地位。但问题在于，国民政府并不具备领导或控制这一昂扬的民族运动潮流的力量，仅此一点，若有一步走错，则大有从浪尖波头被摔落下来的可能”。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解放战争的最终结果恰恰印证了尾崎秀实的看法。作为本职工作只是一名新闻记者的尾崎秀实，能对中国有着如此深刻的洞见，放眼整个日本，也难找到“与之匹敌”之人。

重庆国民政府

尽管十四年抗战，给中华民族留下了永远无法抹去的伤痛。但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不应该忘记那些在战争中帮助过我们的人。无论他们来自哪里，也无论他们最终去往何方，中国人民永远都不会忘怀。

因为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是为了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而斗争。

参考文献：

《社会革命与亚洲改造的大视野——尾崎秀实的现代中国论》赵京华

《尾崎秀实著作集（第一卷/第二卷/第四卷）》尾崎秀实

《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野村浩一

《尾崎秀实——一位热爱中国人民的日本朋友》徐世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