垄断行业也不好干：清代盐商为暴利与官府博弈！

盐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被长期垄断的经营事项，汉代与唐代都曾把垄断盐利作为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但是，授予盐商以绝对的垄断经营权，是明清时期才有的事。

奢侈生活影响了社会风气

明清时期的盐法被称为“纲商引岸”制度。“纲商引岸”制度使盐商基本上垄断了全国的食盐销售，因此他们可以任意压低买价，抬高卖价，获取巨额利润。

扬州是两淮盐运司衙门所在地，盐商多聚集于此。盐商过着非常悠闲的生活，他们修建楼台馆榭，养戏班开戏院，琢磨精致的菜肴，逛妓院，调脂弄粉。

据《清稗类钞》记载，黄均太是当时两淮八大商总之首。他吃一碗蛋炒饭需要耗银50两。之所以这么贵，是因为这碗蛋炒饭要保证每粒米都是完整的，且必须粒粒分开，每粒米都要泡透蛋汁，炒出来外面金黄，内心雪白。与这碗饭相配的是百鱼汤，汤里包括鲫鱼舌、鲢鱼脑、鲤鱼白、斑鱼肝、黄鱼膘、鲨鱼翅、鳖鱼裙、鳝鱼血、鳊鱼划水、乌鱼片等等，极尽精致之能事。

更令人咋舌的是，据说他吃的鸡蛋是吃了人参、苍术等药物的鸡下的，所以味道特别好。清人李斗的《扬州画舫录》一书是扬州盐商奢靡之风的全面记录，吃喝玩乐就不必说了，据说盐商会想出各种各样的花招来消遣。例如，为了比谁更有钱，大家纷纷在金箔上刻上自己的名字，跑到镇江金山的宝塔上把金箔往外扔，看谁的金箔第一个飘到扬州。

盐商过着非常悠闲的生活，他们修建楼台馆榭，养戏班开戏院，琢磨精致的菜肴，逛妓院，调脂弄粉。盐商的生活方式深刻地影响了扬州的社会风气，当时市面上游逛着大量闲人，他们无所事事，整日流连在茶馆和澡堂之间。

合谋与矛盾

明清时期的盐法所采取的“纲商引岸”制，背后有种种复杂的原因，但是最直接的原因在于国家没有太多的力量直接控制社会经济，所以倾向于采取“包”的形式，抓住实力雄厚之人，责成他们承包到底。也就是说，盐商虽然手握垄断经营权，可以牟取暴利，但是朝廷和官府并不是白给他们这些好处，而是利用他们增加财政收入，他们的负担也很沉重。

按照道光年间的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陶澍的说法：清朝初年，两淮盐区(行销的地方包括今天的河南、江苏、江西、安徽、湖北、湖南六省)的正纲盐课银原有90余万两，加上其他杂款，也只有180余万两。但是到了乾隆年间，这个数字已经达到400余万两银，是原额的好几倍。而到了嘉庆二十年(1815)之后，两淮盐区每年需要交纳的款项竟然达到800余万两之多。

朝廷为了加强对盐课的征收，设置了各种机构和官员，他们往往把盐商视为圈里的猪羊任意宰割，明勒暗扣，无止无休。因此，盐商的负担还不止于行盐纳课，还要承受官员的额外盘剥。雍正时期，皇帝厉行改革，把很多陋规都进行透明化处理，确定下来，免得官员浮收。两淮盐区规定盐商要以“公务”的名义送给盐政每年8万两白银，以“薪水”的名义送给盐运司每年4万两白银。数量如此优厚，目的就是减少官员的贪污腐败行为。

但是，在盐的收购、运输与销售各个环节，官吏们仍会伸出贪婪的手，雁过拔毛。当时有人指出，在所有需要与官府打交道的事情里，没有比盐商办盐更艰难繁重的了。合计下来，商人暗里支出用来打点官吏的费用几乎相当于成本的一半。如巡盐御史一职，初时只有六品，却是人人艳羡的肥差，而且一般只能由相当于皇帝家奴的内务府官员担任。康熙朝时，内务府官员李煦长期担任两淮盐政，离任时他还恋恋不舍，一再上奏皇帝，请求再留一任。

皇帝虽然屡次下旨严禁官员贪污腐败，但是实际上他们自己加给盐商的摊派是最大的。乾隆皇帝前后六次南巡，他口头上虽然说“一切出自内府，无烦有司供亿”，但是主要花费的都是长芦、两淮盐商的钱。盐商们争先恐后，各出奇招，以博皇帝的欢心，用度无算。乾隆年间爆发的两淮盐引案，亏空达1000多万两，其中就包括“备办南巡出差银”。

不仅如此，康乾以来，朝廷每次遇到重大军需、庆典、赈务、工程，需要花钱的时候，盐商们都得踊跃捐输，多则数百万，少则数十万。乾嘉年间，各地盐商报效捐输军需就达白银3000万两之多，其中两淮盐商为支持朝廷镇压川楚白莲教起义，从嘉庆四年(1799)到八年之间连续六次捐输，共计白银550万两。

近代黑社会组织的起源

“纲商引岸”制度对于百姓的食盐需求是十分不利的，以至于盐政问题成为清代最大的积弊之一。

首先，在“纲商引岸”制度下，商人各有销区，他人不得阑入。但是有些销区离盐产地很远，交通不便，行程艰险，商人运盐到岸需要耗费巨资，所以他们经常包课而不运盐，百姓便有食淡之虞。其次，盐商因在特定地区占有引窝，于是有条件任意抬高价格以剥削食盐的消费者，其价格往往高于产地价格十几倍甚至几十倍，使百姓苦累无穷。

第三，由于垄断的运销方式，百姓无可选择，必须食用该地区盐商所运盐斤，所以盐商常常无视民间疾苦，以次充好，他们在盐内搀和沙土，百姓买到之后还需淘洗另熬，才能食用。

“纲商引岸”制度是一个高度垄断的制度，而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有自由流动的市场，二者之间的冲突必然引发了私盐活动。私盐纯粹受市场控制，对消费者而言没有强买强卖的问题，质量相对好，价格相对低，购买十分方便，经营方式也比较灵活，可以赊欠，可以用实物交换，比起官盐来有诸多便利，因此颇受百姓的欢迎。

但是，贩卖私盐毕竟是违法活动，它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在清代，贩卖私盐的人被称为私枭，一个枭字突出反映了他们的凶狠强悍。他们往往是有组织的，成群结伙可达数十至数百人之多；他们配备武器，使用刀矛甚至火枪，其势力是一般犯罪团伙所无法相比的。在私枭猖獗的地方，官兵多半只能睁一眼闭一眼，无可奈何。私枭很容易发展成为黑恶势力，近代的黑社会组织青帮即脱胎于清代的私枭清帮。

清中期以后，盐商报效捐的压力渐渐增大，又要品尝“借帑还息”的苦果，加上官吏勒索，自己生活豪奢，很多人都陷入外强中干、入不敷出的境地。为了克服危机，他们只有不断抬高盐价一条路，以至于民间出现了百姓被迫淡食的局面，民怨沸腾。而私盐则趁机大行其道，几乎占据了官盐一半的市场。

面对官盐严重滞销的局面和私盐活动的猖獗，朝廷决心对盐法进行改革。道光十二年(1832)，朝廷议准两江总督陶澍将两淮盐务改归两江总督兼管，以统一事权。陶澍大刀阔斧地将淮北引盐为票盐，也就是在那些交通不便、引商不肯前往的地方，允许资本较小的商人经营，他们不必认窝，只要缴纳盐课就给据官票，让他们凭票贩盐。他的这一举措很快收到了实效，既方便了百姓，也增加了朝廷收入。

道光三十年(1850)，两江总督陆建瀛又将此法推行于淮南。以后，票盐法渐渐向福建、两浙、长芦等盐区推进。纲法改为票法，从根本上取消了盐商对盐业的垄断，深刻地触犯了盐商的既得利益，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尽管如此，新制度逐渐取代旧制度，垄断被打破已成定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