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回城悲喜剧！

那场曾经席卷千家万户青少年的上山下乡运动，转眼过去近50年了。现在来回想那段历史，许多人都能对个中因由说上个一二三，但在当年，我却是懵懵懂懂下的乡，恍兮惚兮回的城。
1965年，我在重庆市第42中学念完了初中。
 那年辰，充斥耳鼓的都是贯彻“阶级路线”的声音。对于“阶级路线”这玩意儿我当时也不甚了了，只是模模糊糊地认识到，我的父母、祖父母都有历史问题，我“家庭成分不好”，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正是这个“阶级路线”让我这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早早地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转而跨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行列，尽管在当年的学校里，我是一个十分出色抢眼的孩子。
当然，我下乡也有负气的因素，像我们这种“家庭成份不好”的人，读高中的权利都没有，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脱胎换骨”地改造，又能有什么出路呢?
我迷迷糊糊地随着下乡知青队伍到了大巴山的深山老林里，被安置到万源县草坝区草坝公社星火茶场。我惊奇地发现，来到星火茶场的66名高、初中毕业生绝大多数跟我一样，属于“黑五类子女”、“狗崽子”。
下乡使我第一次品尝到人生失落的滋味；而7年后的回城，同样让我体味到失落。
草坝区知青的第一次招工大约是在1970年底，邓鹏、卢铿等10名知青被招到万福铁厂当工人。万福铁厂就在万源县境内一条山沟里，距草坝公社也就一百多里路。这10名知青的变化也就是农村户口转为了城镇户口，握锄头的劳动变成了握榔头的劳动。
但是这次小小的招工却在知青群里“一石激起千层浪”，“扎根农村干革命”的精神防线被一触即溃。我们这些十六、七岁下乡的毛头小子，时隔七、八年后，已经长成七情六欲俱全的青年，大巴山里艰难的岁月和黯然逝去的花样年华，使我们对突然而至的招工事件惊诧、兴奋而敏感，由此引发的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对未来前途的迷惘以及争取招工机会导致的骚乱，都是可以想见的。那时，知青张止戈、赵时荣他们经常喜欢引用一句样板戏的台词开玩笑：八年啦，别提它啦!期待中含着酸辛。
就是这样，当年的大招工也并未惠泽到每一个知青。为数不少的知青由于得不到招工的机会，只能借“病残”的方式回城，于是就有了“病残知青”的创举。我就是“病残知青”中的一位。
我至今都弄不明白为什么当时招工总没有我，也不知跟我的家庭有没有关系。虽然草坝知青中有很多人“家庭成分不好”，但我的家庭在文革时期却是雪上加霜。我爷爷、爸爸的“资本家”问题还没搞清楚，我妈妈又因为是杨尚昆的外侄女而涉及到“走资派”问题。1968年江青在一篇“3．15讲话”中说道，“杨尚昆的亲属没有一个是好的”，这直接导致了对我父母批判斗争的升级。记得那时侯，父亲每天早上出门上班，都得自觉地把一块两尺来长的木板挂在脖子上，木板上写着“杨尚昆的侄女婿”。这块木板天天引来一群小孩在背后用弹弓射他。  这件事在这位谨慎于礼法的老人心中留下了一生也抹不去的阴影。
我没能招工的原因也可能是得罪了草坝公社副社长李明发。李明发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很喜欢模仿城市人的穿着。当时，桃尖领毛线背心和敞摆上装是很时尚的装束，我已记不清李明发是在哪个知青那里弄来了两件，一穿就是几个月也不归还人家。那时我年轻气盛，言语尖刻，为这事讥讽了他。大概是1971年初夏的一天，我当着一些知青和农民的面，拈着李明发的桃尖领背心说：“你看看天上的太阳，好热哟！再不脱就要长虱子了!”李明发当场被弄得面红耳赤，事后发话说：某人休想招工!
那段时间，还另外发生了一件对我不利的事。有一次听收音机，四川人民广播电台正在播放学毛著积极份子的先进事迹。广播员介绍说，一位医生遇到了疑难杂症，他翻遍了各种医学书籍也找不到答案，最后翻开了毛主席著作，心里豁然开朗，解决了诊断问题。我一时觉得可笑，忍不住揶揄道：“这个人对毛主席的感情太淡薄了，翻遍各种书籍最后才想到毛著!他应该一开始就翻开毛著，不就用不着翻阅各种医学书了吗?”不知是哪位知青把这件事情也反映到了李明发那里。
这两件事情让我非常担心自己的招工前途，于是不得不决定，还是办病残回城吧。

前排右一为本文作者
但是办病残也不是件易事。为了证明自己健康的身体有病，知青们可谓是用尽了心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大沙公社的张学泗生性幽默，他悄悄对我说：“要发病就是癫痫，医生也无法查证。”他身体力行，有时走在冬水田边，一头就倒了下去，弄得农民们惊诧莫名。新兴公社的戚万生一向行事不拘一格，他听说检查椎间盘突出必须查脚趾头的反应，于是就故意穿一双胶鞋，一个多月不洗脚，让那股恶臭逼得医生允许他自述病情。
更加触目惊心的还是宣汉县女知青张臣玉的返城经历。她吃了大量的盐让自己患上尿毒症，后来也顺利地回到了重庆；但却没有料到，正是这个尿毒症夺去了她的生命。
跟他们比起来，我的办法要笨拙得多，准确地说，开始我根本就找不到一点办法。后来，我无意间在重庆市中区七星岗的地摊上买到一瓶“退色灵”，于是就用它“制造”了一张病情诊断书。我也不知道用“退色灵”处理过的纸张钢笔书写要浸，所以糊弄出来的那张病情诊断书连自己看起来也觉得太不像样。此外，办“病残”也得通过李明发，因为他在负责草坝知青的招工与返城工作，这同样令我发愁。无奈之中，我硬着头皮凑足了八元钱，在重庆买了一件敞摆衣服，羞羞答答送给李明发。结果却出乎意料的简单：李明发不但高兴地接受了衣服，而且还主动帮我办妥了从公社到县安置办公室的一切返城手续。
七年神圣的“上山下乡”就以这样荒唐的方式结束了。我感到高兴，也隐隐地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哀：过去的生活像在云里雾里，而未来的生活又何尝不像一片云雾呢?我在大巴山扮演了七年的知青后，又将以一个无业人员的身份重返自幼生长的重庆。
时间是遗忘的良药。回城后，几十年匆匆于生计奔波，很少着意地去回忆往事，当年大巴山的经历已经淡忘了许多。直到去年，邓鹏兄对知青历史执着的关注之情感染了我；近来更惊异地听说，草坝及万源县内其他地方的知青还有10年、20年、30年以后才回到重庆的，甚至还有人至今滞留农村，已经生儿育女，度过了大半生；于是，那场覆盖一代人的上山下乡运动又在眼前鲜活起来，当然也包括我们回城时的种种悲喜故事。
长歌当哭，应是在痛定之后，我于是写下了一些回忆文字，以祭奠我们这一代人那段永远无法追回的荒芜了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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