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忆当年：虽不挣钱 但被老乡追着看病是最幸福的
所以我上山下乡最大的体会之一，人那时候活一种精神、活一种成就感。那时候我一分钱不挣，而且搭了好多钱，把家里带来的东西都搭进去，在农村被老乡追着给他们看病，那是最幸福的一段生活。
孙立哲 男，1951年生于北京，清华附中67届初中生。知青10年，他和关家庄医疗站的赤脚医生们在窑洞里治好了上万例患者，做了上千例外科手术，成为全国医疗卫生界的先进典型和知青模范。现为出版人，往来美国、北京两地。
本文摘自：《北京青年报》2014年12月22日C02版，口述人：孙立哲，原题为：《“文革”把我们原来期望的未来路径全打破了》
毛主席那指示发表的时候，我满17岁。
我1951年生人，11月11号生日。我名字中的“哲”字是后来改的，原来是“喆”，里面有“十一十一”，很吉祥的一个意思。原来铅字字库里没这个字。后来我成了知青典型，报纸要登我的文章，找不出这个字，就问我能不能改名儿。我说“改吧”。
很多人听见消息就走了。我是1月6号走的。那时我在清华附中，初二。
我们家三个男孩儿。哥哥大我8岁，那年是科大的学生，差一年毕业。所以他是大学到东北，也下去了。我上陕北。弟弟比我小7岁，在北京留了一段时间，后来也下到农场，在江西那边。
当时父亲因为留学美国，被怀疑美国特务审问了好几次，下放到江西的“五七干校”劳动，在那儿染上了血吸虫病。1949年他从美国麻省理工毕业后已经在通用电器工作了，为建设新中国选择回来在清华当教授，清华电机系出来不少人，他学生里有一个朱镕基。
妈妈给了我一个羊皮褥子，它救了我
回想起来，当时我们是处于非常压抑的状态。“文革”把我们原来期望的未来路径完全打破了。
“文革”一开始，学校停课。我出身不好，“红卫兵”吸收不了我，我感到很大压力。后来武斗开始更乱。人在批判自己，自己所有东西被否定的情况下，总要找一个东西来替代，需要一个新的出路——不是你做什么的出路，而是你价值观的出路，你重塑理想、对未来的看法、对世界的看法，和你在世界中的地位。那时候在世界中的地位等于零，甚至是负数，所以还是很不甘心。
在那种情况下听到这个指示，感觉是一种比较高兴的。人在受到压抑、感觉迷茫的时候，这是一丝光亮，虽然并不明确，但至少是给了我们寻找、实现理想的一种可能，也是对自己一种试炼。另外因为大家都去，不再是自己一个人迷惘，而是一个集体在一起，集体中存在一种相互扶助的期望。
所以你要说有多少人哭啊、不想去，也可能有。但在我理解的这个，哭的可能更多是父母这一辈，因为里边有的是独生儿女，也要走。
走的时候父亲已经在干校，母亲还在北京。我妈妈给我带了一个羊皮褥子，那个救了我了。到农村是1月9号，没想到那么冷，不太好思议的冷。刚去年龄小，自己还管理不了自己，不知道去省着柴禾烧，没有柴禾你就把炕烧不热。也不是多大一个羊皮褥子，但铺在身子底下，现在回想起来起了大作用，不然的话冷得要冻死。史铁生不是跟我们一个窑洞的吗？我估计他原来身体不知道哪儿大概抵抗力比较差一点儿，他就是睡那个凉窑洞，加上后来他放牛看牛，夜里边起来要喂料，在山里头睡在凉地下。我觉得跟他最后瘫痪有很大关系。
给自己规定一天背250个英语单词
一到村里头，发现好多老乡躺在炕上，发烧四十多度，一烧就烧一个多月。小孩儿还有死的。死了以后就请巫医叫魂儿，没有任何的医疗。后来我们才知道，那是一种斑疹伤寒，通过虱子传染的一种流行病，所以全村的劳力一半都躺下了，还有一躺躺一家子。
那时我们知青自己从家带了点感冒药什么的，我们就把大家的药集中起来，翻着一本《赤脚医生手册》摸索着治。后来发现有一种治拉肚子抗菌素管事儿，叫氯霉素。就想办法去买这种药，结果把村里这个问题大致给解决好了。这个是比较突破性的。
那方面知识其实那时候没有。但至少你有一点儿基础，能有点儿摸索。另外你还稍微把自己带去的一些资源利用起来了。所以人特别有意思，在困境当中人有很多本能，这种克服困难的本能有时候挺强的。
后来人家立刻就觉得我们是大夫。史铁生再教我些扎诊（扎针灸）。我们还做了一些很基础性的工作，比如说刚出生小孩儿那时候死亡率特别高，为什么呢？就剪脐带这件事，那剪子是发霉、有锈的，得破伤风。这事儿我们还可以，就告诉她们剪子一定要煮完以后再剪。就这一下救了不少人。
现在回想起来，人的适应性确实相当强。今天要再经历那个确实有点儿受不了，几乎是不可想象。但当时在那种政治压力下，在一种自我发现、自我证明，证明自己不那么差的愿望下，没有人叫苦，每个人都拼命念书。然后大家见了一个是谈论国家大事、世界形势，再一个就谈看了什么书。那时候风行看《资本论》、《反杜林论》。也看历史、哲学、文学。我是把《古文观止》给背下来的。另外给自己规定一天250个新单词。我英语就是在那儿自学的，后来又学德语。
大部分人不愿意一辈子当个农民
大概过了半年以后，对于未来是什么样，开始有想法了。到底这东西还会不会有一些变化，还是一辈子就这么插队、农民化了？大部分人是不愿意一辈子当一个农民的，甚至打仗都是一个出路，哪怕牺牲了。1969年、1970年的时候正好有一个要跟苏联打仗，林彪一号令什么的。还有一些知青越过国境到缅甸、柬埔寨、越南参加缅甸人民军之类的。就是希望在新的变动中去找到一些机会，因为我们对于这个社会实在是无能为力的。
就是说，人总是需要建立理想化的一种价值观。你每天做的事如果实现的结果就是吃饭，那至少对我们那批人，是不太好支撑我们活下来的，所以我们一方面解决生存问题，另一方面试图找到一种新的“让自己有用”的机会。
在我，就是迅速进入了一种和农民的需求结合的道路。我学医很偶然。过去我们的学习模式是先学，再去想办法用。而我们在农村，学是为了用。需要的东西先学，那个学习动力强到什么程度？强到你要解决的这一个问题，它就是要命的问题，还是急性的，你必须找到一种方法，不管用书、用想还是跟谁讨论，这问题你得解决。
比如生孩子生不出来，生孩子的事你没地儿问；胎盘出不来，把我给叫去了，我还得把胎盘拔出来。不是敢不敢，而是你到时候必须得有一个办法，你得自己想，想好了就做。所以我们当时经历的好多事，现在回想起来都不太好想象。但那是没办法，就必须当地抢救。第二个，在没有条件的时候，它不一定好多事它不能干，它是可以有好多创新的办法。
所以我上山下乡最大的体会之一，人那时候活一种精神、活一种成就感。那时候我一分钱不挣，而且搭了好多钱，把家里带来的东西都搭进去，在农村被老乡追着给他们看病，那是最幸福的一段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