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着讲真话的卢梭

　　2012年6月28日，是卢梭的300岁生日。在其出生地瑞士日内瓦，曾经，卢梭的著作在此被烧毁、卢梭本人被驱逐，如今，市政府为纪念这位“日内瓦公民”举行了为期整整一年的庆典，口号是“所有人的卢梭”。

　　两个多世纪以来，人们争论他的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功过几何，唯一毫无争议的，是此人影响深远。法国、英国、意大利、俄罗斯、美国、日本……人们以不同的形式纪念着他。

　　在中国，除了学界纪念卢梭的学术研讨会、媒体上的纪念文章外，卢梭著作的中译本、九卷本的《卢梭全集》也将面世，译者为88岁的卢梭问题研究专家、法语翻译家李平沤。

　　卢梭其人

　　让—雅克·卢梭（1712—1778），在政治哲学、文学、教育、伦理、宗教、文化人类学等诸领域留下深深足迹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与其同时代的重要思想家们——伏尔泰、狄德罗、达朗贝尔、休谟等从交好到争吵、最终一一决裂的“孤独漫步者”；写下了不起的教育学名著《爱弥儿》，却将自己的5个孩子一出生就扔在孤儿院门口的父亲；迫害型心理分裂症患者，被视为天才的疯子或者被视为疯子的天才……

　　人们能轻易了解卢梭的生平，包括种种隐秘细节，这主要归功于卢梭本人。在自传性作品《忏悔录》《对话录：卢梭评判让—雅克》和《孤独漫步者的遐想》中，他向世人提供了大量有关自己的信息。

　　生于日内瓦一个钟表匠家庭，母亲在他出生后即去世，10岁时父亲因与人发生纠纷逃离日内瓦，他被送到乡下上了两年学，之后相继做过法院书记官的“承揽诉讼人”和零件镂刻师的学徒，染上了撒谎怠惰偷窃等恶习，经常挨打，16岁时为躲避师傅的惩罚逃离家乡，在外流浪，此后的20年中做过仆役、随从、家庭教师、秘书……始终籍籍无名。

　　直到1749年，卢梭撰写《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一文参与征文，第二年，该文获奖并出版，38岁的卢梭终于一鸣惊人，声名鹊起。

　　此后，1752年卢梭创作的歌剧《乡村卜师》大获成功，路易十五有意召见其并给予年金，顾虑到会因此失去自由，卢梭回避了国王的召见；1755年论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出版，卢梭在文中描绘了人类在最初的自然状态下的幸福和平，以及私有制的确立、文明的到来带来的不平等。此书引发不少争论，被伏尔泰讽为“反人类的新书”；1761年书信体小说《新爱洛伊丝》出版，轰动一时，尤受女性读者追捧；1762年《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儿》出版。同年，巴黎高等法院对《爱弥儿》发出禁令，传出消息要逮捕作者，卢梭闻风从巴黎逃往故乡日内瓦，适逢日内瓦当局焚烧《爱弥儿》和《社会契约论》并下令追究作者，已经50岁的卢梭只得踏上长达8年的流亡之旅，期间开始写作《忏悔录》；1770年，58岁的卢梭获赦重返巴黎，主要靠抄乐谱为生。同年，《忏悔录》完稿；1775年，《对话录》完稿；1776年，写作《孤独漫步者的遐想》；1778年，66岁的卢梭病逝，死前穷困潦倒，孤苦无告。

　　《卢梭全集》的译者李平沤这样评价卢梭：“他是个很不幸的人，一生遭遇十分坎坷。他的书出一本被批一本，为什么他还孜孜不倦地写呢？他有一句著名的座右铭：‘把一生献给真理’。”

　　卢梭其作

　　在其作品里，卢梭毫不讳言自己并不光彩的一面，诸如他曾在朋友生病时悄悄溜掉，在偷窃后诬陷一个女仆，为混口饭吃改变了宗教信仰，和年长自己12岁的华伦夫人维持了十余年的情人关系，并称其为“妈妈”……

　　在《忏悔录》的第一段，卢梭这样宣布：“我现在要做一项既无先例、将来也不会有人仿效的艰巨工作。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这个人就是我。”

　　法国著名作家安德烈·莫洛亚在为1949年法国版《忏悔录》写序时说：“对很少几位作家才可以这样说：‘要是没有他，法国文学就会朝另一个方向发展。’卢梭就是属于这一类作家。”事实上，卢梭影响的远不止于法国文学。托尔斯泰曾道，他永不会忘记读《忏悔录》时感受到的那种憎恶虚伪热爱真理的情感，巴金也不止一次提过，“《忏悔录》的作者卢梭是教我讲真话的启蒙老师。”

　　今天，卢梭被提及，更多是因其政治思想及《社会契约论》等相关著作。曾经，欧洲的上空乃至其他革命地的上空都不断回荡着他的名句：“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我要探讨在社会秩序之中，从人类的实际情况与法律的可能情况着眼，能不能有某种合法的而又确切的政权规则。”卢梭在《社会契约论》第一卷开宗明义地这样写道。他思考的起点是现实实践而非仅仅理论问题。

　　但当其忠实信徒罗伯斯庇尔将卢梭的思想按自己的理解应用于实践，这位“行走中的卢梭”似乎是以一场宏大悲壮的实验，反证了卢梭哲学的缺陷，也让卢梭自此被频频指责需为法国大革命中的暴行负责，甚至为纳粹主义的独裁统治负责。

　　“主权在民”“革命的权利”“公意”“德性”……至今，从不同路径而来的读者对卢梭的思想仍有反差巨大的理解。他时而被视为个人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时而是集体主义者和极权主义者，或者干脆被认为是思想含混不清、充满自相矛盾的人，又被说是思想具有统一性，只是易被断章取义，招致误解和利用……

　　在中国

　　卢梭与中国渊源已久。1878年，中国首位驻外使节郭嵩焘在日记中提及了他所听说的“乐苏”（卢梭）的事迹，被认为是中国人对卢梭最早的记录。1898年戊戌变法前夕，上海同文译书局出版的《民约通义》（即《社会契约论》），是目前所知卢梭著作在中国传播的肇始。此后百余年里，卢梭的主要作品被相继引入，并不断有新译本问世。今天，仅《社会契约论》的中译本便能找到20种以上。“一个外国著述家的著作在我国连续一百多年不断有译本问世，这种例子是不多的”，李平沤说。

　　西学东渐中，卢梭的思想曾在近现代中国产生重大影响，20世纪初期，一度进步人士人人谈自由平等谈天赋人权，言必称卢梭，正如当时《苏报》文章所述：“卢梭之《民约论》潮汹汹然，蓬蓬然，其东来矣！”

　　和此前卢梭著作在欧洲、日本等地引发的影响一样，主张革命救国的中国知识分子们从卢梭的书中找到了信仰和依据。邹容在《革命军》中，直接把卢梭的思想称为“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魂还魄之宝方”，孙中山说尽管卢梭“天赋人权”的说法没有历史依据，但他提倡民权的始意是“政治上千古的大功劳”。卢梭在中国曾几度受到热烈追捧，直到上世纪90年代左右，学界展开了对卢梭思想的反思和批判。

　　回顾卢梭在中国的境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西方政治哲学及法哲学研究学者高全喜说他感到“爱恨交加”，“卢梭思想中的理想主义，他对正义的追求，对平等的渴望，批判的锋芒以及内心的丰富性等等，可以说人类灵魂所能够有的这些东西都聚于一身。他追求的平等、正义、纯粹心灵都确实非常美好，确实符合人性，但如果找不到达到美好的手段，往往会导致问题。”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李猛说：“今天，对任何我们喜爱的西方作家，我们在阅读时不会像当年那样一会儿把他当做包治百病的良药，过了几年又觉得他是万恶的，我们会比较平和。我们要结合自己，看在中国的情况下，卢梭的哪些信息可以起到帮助，哪些东西能对我们的政治制度有正面积极的影响。”

　　“如果您希望我们能互相理解，我的好朋友，那就要对我的遣词造句更加用心。相信我，我的语词很少是那通常上的意义；与您交谈的，一直是我的心，有一天您也许会明白，它不像别人那样说话。”这是卢梭在给友人的信中，谈及自己的书信用语所说的一段话，或者，这也可看做是卢梭对阅读其作品的读者们的告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