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学派代表人物庄子出身

庄子是哪里人?这个问题的答案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这里的蒙究竟在哪里?庄子故里之蒙以及漆园又是什么地方?学术界对这个问题可谓伤透了脑筋。因为古人写文章惜墨如金，素以用字简练着称，导致今人莫衷一是，众说纷纭。

　　有人认为：今之安徽蒙城，世称山桑，北塚，古漆园，改名蒙城虽自唐代天宝年间，但蒙城之蒙却由来已久。他们认为不独尽人皆知，且有史据可证。南朝宋罗泌《路史》云：盘庚自奄迁于北塚；北塚，蒙也。《嘉靖寿州志》还有记载：乾隆《颖州府志》漆园城，在县河北三里，即旧蒙城；庄子为漆园吏在此。

　　反对者也不乏其人，他们从《隋书地理志》于谯郡山桑下找答案。《隋书地理志》记载：后陶置涡州涡阳县，又置谯郡，梁改涡州曰西徐州，东魏改曰谯州，开皇初郡废，十六年改涡州为肥水，大业初州废，改县曰山桑。又粱置北新安郡，东魏改置蒙郡，后齐废郡置蒙县，后又置郡，开皇初废郡。又梁置阳夏郡，东魏废。他们认为：上面一段引文好像山桑(后为蒙城)也曾经称蒙。其实，《隋书地理志》说的是谯州之内(南北朝时州辖郡，郡辖县)三个区域的建置沿革，其中涡阳、肥水、山桑的变迁，才属今之蒙城，而北新安、蒙郡、蒙县，仍属今商丘。并认为粱郡守城(今商丘)注云：梁置北新安郡，寻废，这就是对上面的解释和照应性的说明，由此推出，迟至隋代，今蒙城从未沾上蒙字。

　　唐代学者比较流行的说法则认为庄子出生地在山东曹州。李泰等着的《括地志冤朐县》说：漆园故城在曹州冤朐县北十七里，庄周为漆园吏，即此。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也援引了这一记载，并说：按：其地古属蒙县。诗人李白居东鲁，在其《赠从弟冽》一诗中说：自居漆园地，久别咸阳西。这里说明唐代学者都把曹州漆园作为庄子作吏之地。这种观点一直影响到近代乃至今天。若把曹州与河南之蒙都看作古属蒙县，尚还可说得过去，但两者是否能连在一起，就比较牵强了，至少无材料足以佐证。

　　宋代学者朱熹对庄子故里有比较系统的考证。《朱子语类》说：李梦先问：庄子孟子同时，何不一相遇?又不闻道及，如何?曰：庄子当时也无人宗之，他只在僻处自说，然亦止是杨朱之学。但杨氏说得大了，故孟子力排之。庄子去孟子不远，其说不及孟子者，亦是不相闻。今亳州明道宫乃老子所生之地。庄子生于蒙，在淮西间，孟子只往来齐、宋，邹、鲁，以至于梁而止，不至于南。在朱熹看来，庄子乃楚国蒙地人。淮西指皖北、豫东、淮河北岸一带，安徽蒙城属楚，也正处于这个位置。

　　明代学者李时芳，主张庄子故里安徽蒙城说，他的考证没有多少新意和见解，只是维护王安石、苏轼等见解而已。但他反对庄子是山东曹州人之说。谈及苏轼、王安石的见解，有学者持极强烈的反对意见。严格的讲，苏、王持庄周故里为安徽蒙城说是没有几分考据的，只是苏轼曾经为安徽蒙城在宋朝时所建的庄子祠堂写过碑记，也就是著名的《庄子祠堂记》，当代学者刘文刚则认为苏轼的这篇碑记是求文以为记的应酬之作，不是什么考据文章，苏轼只是借此发挥他对庄子的推崇和赞美之情，而对于安徽蒙城是不是庄周故里，他在碑记中不置一词，可见还是比较审慎的。而王安石则是写过一首《过蒙城清燕堂诗》，其中最著名的四句是清燕新碑得自蒙，行吟如到此堂中。吏无田甲当时气，民有庄周后世风。凭借一首诗里的两句话，即使作诗的人再有名气，在一些学者们看来也不足以说明庄周故里即为蒙城。此一说。

　　庄子究竟是哪里人?我们认为：《史记》载庄子为蒙人，《汉书》又列蒙县于梁国。那么，今天的蒙城在汉代是否叫蒙，是否又属于粱国，弄清这个问题，庄子的故里纷争就容易解决了。汉之梁国，原本秦之砀郡，即今河南商丘一带。其领属范围既包括商丘东北境的小蒙，也包括商丘东南境的大蒙，梁国曾是汉梁孝王的封地，梁孝王好营造宫室苑囿之乐以通宾客，在商丘建造了梁园。小蒙近商，虽有梁园，但无漆园，大蒙偏远，却素有漆园之称，可见司马迁笔下的蒙当为大蒙而非小蒙。大蒙疆域原来甚辽阔，西北边境达雉河集(今涡阳)以北数十里，直至今豫、皖接界处，距商丘仅百余里。随着历史变迁，又几经分合，建置沿革也有变迁，但无论怎样，大蒙与今之蒙城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倾向于庄子为安徽蒙城说。

　　以上是安徽学者孙以楷、钱耕森等的观点，另外安徽省内，特别是蒙城县内的学者都倾向于庄周是安徽蒙城人一说，这也许无法排除争荣之嫌，但如果论证的有理，又有充分的证据，那么这种论断就应该引起研究庄子的人的注意，另外知道了庄子到底属于哪个地方的人，对于研究庄子的文学艺术以及思想渊源诸方面的问题都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