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名人故事：悲观的哲学家——叔本华

　　作为时代的呼声，19世纪上半叶涌现了一批悲观主义诗人———英国的拜伦、法国的缪塞、德国的海涅、俄国的普希金和莱蒙托夫；涌现了一批悲观主义作曲家———舒伯特、舒曼、肖邦，甚至贝多芬；尤其是造就了一个极度悲观的哲学家———阿尔图˙叔本华。

　　叔本华1788年2月生于但泽（即今天波兰的格但斯克，那时是德国领土）。父亲是一个大商人，母亲是一个颇有才气的女作家。由于父母的性格不合，所以时常借着娱乐活动来减少相互间的摩擦，旅行就更是他们的家常便饭。就这样，叔本华从小不得不时常随着父母四处出游。据说他的父亲相貌长得令人不敢恭维，且脾气也很暴躁，而他的母亲则聪明美丽，且富文学才华，外国语也说得很流利。叔本华自己也曾说过：“我的性格遗传自父亲，而我的智慧则遗传自母亲。”这大概正是他自己特色的写照，如果确定是这样的话，那么，叔本华在先天就已经播下了“怪癖”和“天才”的种子了。

　　叔本华8岁那年，随父母游历，途经法国，在巴黎近郊滞留了一段时间，其父为了儿子能彻底学会法文，便把他托付给一位商业上的朋友，自己则携妻返回到汉堡。叔本华在此处生活、学习了差不多两年。据他自己称，这是他一生中最最愉快、最值得回忆的一段欢乐时光。之后，他回到了汉堡的父母身边，并在父亲的刻意安排下，进入到一所商业学校读书，以便将来能继承父业。由于叔本华的父亲是商界名流，母亲又与文艺界人士素有往来，所以他家中常有名人雅士来往。也许就是因为这种环境，使得叔本华开始嫌恶商业生活的庸俗和那种市俗味道，心里从此便埋下了做学问的种子，就连学校里的老师，也从这位小小年纪的人的身上发现出他的哲学天才来。但是，叔本华的父亲坚信文人多穷的观念，坚持不让其独子弃商从文。直到1804年秋，他的父亲去世后，叔本华才脱离开囚役般的从商生活，真正踏上了学术研究之路。

　　归纳、总结叔本华的哲学思想，可以由下面几句话来描述：人生是意欲（或称之为意志）的表现，意志又是无法满足的渊薮；而人生却又总是去追求这种无法满足的渊薮。所以，人生即是一大痛苦。叔本华，这样一位一生不为吃、喝担忧，不为奔走挂虑，不为仕途操心的哲学家，却把人生描绘得如此灰暗，把幸福看得如此一钱不值，着实让人感到惊奇。那么，他究竟有什么样的内心世界呢？

　　叔本华的哲学以及一切细节，都在他的那本代表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里有了充分的说明。尽管此书的出版时间是在1818年尾，但是，这本书的基本概念却早在差不多4年前就已经在叔本华的脑海中形成了。1816年，叔本华正值28岁。可是，纵观他后来写的一切东西，我们不难看出，都是在证实或解释他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里的哲学思想，在那些着作中，这种哲学思想始终没有变动，既没有增加点什么，也没有减少点什么。到了70岁的时候，他心里仍然让28岁时的观念全部给占据着，虽然他在这数十年中，仍然不断地获得新的更多的知识，但都丝毫没有改变过他内心的一切。他的哲学思想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这就是：唯我主义的唯心论、唯意志论的哲学体系、反理性主义的哲学立场和悲观主义的人生观。

　　叔本华除了本行哲学之外，还兼习医学、物理学、植物学、天文学、气象学、生理学、法律学、数学、历史、音乐等诸多学术领域，而且行行都有其独到的见解，且行行他都能以一丝不苟的态度去对待，都能显出他独特的个性来。他的音乐才能还受到了大音乐家瓦格纳的赞赏。正如叔本华本人所说：“人类的问题不能单独研究，一定要和世界的关系连带着研究，……要把小宇宙与大宇宙联系起来看待。”

　　叔本华的哲学命运开始并不顺利，他的代表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于1818年出版后，并没有引起他所预想的轰动，一年半的时间内只卖出去了140本书，其余的都报废了。这使得他心灰意冷，非常伤心，于是他变本加厉地攻击他的哲学对手黑格尔、费希特和谢林，说他们是哲学骗子。之后，他还去了柏林大学，不拿薪俸地讲授他的哲学体系，可惜听课的人太少。与此相同，各大学都不理会其人其书，似乎要证实他的断言：哲学上的一切进步，都是在学院门墙之外取得的。尼采也说：“最使德国学者恼火的，莫过于叔本华与他们迥然不同。”

　　1831年8月的一场霍乱迫使叔本华逃离了柏林，跑到了法兰克福。这一沉寂便是20个春秋，直到1851年。人们在读到他的最后一部着作《附录和补充》时，才恍然大悟，认为叔本华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他的哲学整整沉寂了30多年。终于，他像一个从一场长期艰苦的战争中凯旋归来的英雄，顿时名噪全欧、誉满天下。各国人士络绎不绝地去拜访他；全国的报章杂志不断地登载他的名字；他的信徒们三番五次地为他画像、雕像，之后当神一般的供奉在屋中，顶礼膜拜。

　　说来也令人难以置信，这其中竟然还有两位太太曾去造访过他。叔本华的哲学为什么会有这样深远的影响，如此的魅力呢？这首先应归功于他独树一帜的“意志哲学”，其次，他那超群的语言才华也功不可没。叔本华这位素来被称为极忧伤、极悲观的哲学家，最后大概是“乐极”地躺在沙发上溘然辞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