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文字狱

文字狱，指在中国专制统治者对文人（古）的一种政治迫害，《汉语大词典》定义为旧时谓统治者为迫害知识分子，故意从其著作中摘取字句，罗织成罪，由明太祖时期发展至今，较大规模的文字狱甚至可以牵连千、万人受害。清人龚自珍诗云：避席畏闻文字狱，着书只为稻粱谋。杨凤城等认为文字狱是文化现象。

　　《中国大百科全书》则定义为明清时因文字犯禁或藉文字罗织罪名清除异己而设置的刑狱。

　　中国历史上历代文字狱

　　宋朝以前

　　现时可知最早的文字狱，应该是公元前548年齐国史官大史兄弟秉笔直书崔杼弑庄公，而相继被权臣崔杼杀害的事件。《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大史书曰：崔杼弑庄公。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持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

　　《汉书》上说，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因《报孙会宗书》令宣帝见而恶之而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判处杨恽腰斩。魏末嵇康因写作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令司马师闻而恶之而被斩于东市。

　　五代十国，吴越王钱镠为节度使时，有人向他献上一首诗，诗中有一条江水槛前流的句子。前流与钱镠同音，钱镠认为献诗人有意讽刺，就杀了献诗人。

　　宋朝

　　宋朝对文人亦有一定的思想控制，南宋人洪迈在《容斋续笔》卷2中专门写了一则《唐诗无讳避》的笔记。他罗列杜甫《三吏》、《三别》以及白居易《长恨歌》等等事例，结合北宋文字狱以来文人的恐惧心态，得出这样的结论：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其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今之诗人不敢尔也。

　　进奏院案

　　宋仁宗庆历四年，范仲淹等改革派发起新政，遭到保守派枢密使章得象、台谏官王拱辰、张方平等人的反对。王拱辰等抓住改革派同僚诸人参加进奏院祀神宴会，当中王益柔作《傲歌》为把柄，陷害新政官僚，罗织进奏院案。原来，王益柔在宴会上所作《傲歌》一首，有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一句，原系狂放戏言。政敌陷以谤讪周、孔大不敬罪名，罗织成狱。案成后，苏舜钦、王益柔等12人遭贬黜。次年，新政领袖杜衍、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相继遭贬，新政以失败告终。虽说庆历新政并不仅仅由于进奏院案而挫败，但罗织文字狱来打击政敌的做法由此而成为政治斗争的手段之一，无疑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后果，直接启发了后来一系列的政治陷害性质的文字案件。

　　王安石《淮南杂说》案

　　宋神宗熙宁四年，御史中丞杨绘搜罗王安石《淮南杂说》中的只言片语，加以曲解，妄图罗织王安石罪名。其奏疏云：今王安石于君尊臣卑，重熙累盛之朝，而显然再三丁宁于伊尹放君，周公用天子礼乐之事，臣愿陛下详其文而防其志。当时，王安石变法遭到保守派的激烈抵制。保守派中人杨绘素与王安石有隙，当年四月甫任御史中丞后，即开始对王安石变法展开攻击，进而又欲罗织文字以攻陷安石。但王安石得到神宗的充分信任，立即对杨绘的诬告进行了反击，王安石上言：杨绘不宜在言职。且曰：臣事陛下即有罪，大臣、近臣理无肯蔽覆者，不必得一杨绘乃察臣所为。但如绘者使在言路，四方宣力奉法之臣，更疑畏沮坏，政令何由成？结果杨绘被贬知郑州。

　　乌台诗案

　　北宋大诗人，大词人苏轼就曾因为所作的诗中，被指包藏祸心，诽谤谩骂，得罪当权者，被捕入狱将近五个月，罪名是包藏祸心、谤讪时政。主要的根据是《山村五绝》、《八月十五日看潮》、《和陈述古冬日牡丹》等几首诗。史称乌台诗案。

　　车盖亭诗案

　　宋神宗元丰八年，神宗病逝，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起用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司马光等执政，改元元佑，是为更化。元初，元丰故相蔡确被贬到陈州、亳州、安州等地。蔡确在安州作《夏日登车盖亭》绝句10首，被知汉阳军吴处厚和台谏吴安诗、张焘、王岩叟、范祖禹、刘安世、梁焘等人抓到把柄，轮番告讦其诗作语涉谤讪，讥讽太后，铸成狱案。蔡确责英州别驾，新州安置；宰相范纯仁、左丞王存坐帘前出语救确，御史李常、盛陶、翟恩、赵挺之、王彭年坐不举劾，中书舍人彭汝砺坐封还词命，皆罢去。

　　原来，蔡确早年和吴处厚相识，曾从处厚学赋，有师生之谊。蔡确后来位极宰辅，吴处厚欲以故交攀附，遭蔡确拒绝，并屡次排挤，吴因此对蔡确心怀嫉恨，伺机报复。会得确《车盖亭诗》引郝甑山事，乃笺释上之，云：郝处俊封甑山公，会高宗欲逊位武后，处俊谏止；今乃以比太皇太后，且用沧海杨尘事，此盖时运之大变，尤非佳语，讥谤切害，非所宜言。内五篇皆涉讥讪，而二篇讥讪尤甚。上及君亲，非所宜言，实大不恭。

　　吴处厚上奏后，台谏中的元党人立即群起而进攻蔡确。左司谏吴安诗上疏论确讥讪，左谏议大夫梁焘、右正言刘安世各已两上疏。梁焘言：臣风闻吴处厚缴进蔡确诗十首，其间怨望之语，臣子所不忍闻者。又言：臣近以蔡确怨望，见于诗章，包藏祸心，合党诞妄，上欲离间两宫，下欲破灭忠义，清议沸腾，中外骇惧，以为确不道不敬，罪状明白。刘安世言：伏见吴处厚缴进蔡确知安州所制《车盖亭诗》十篇，多涉讥讪，而二篇尤甚，非所宜言，犯大不敬者。在台谏的反复弹劾下，此案终于锻炼成狱，蔡确后来也死于岭南贬所。

　　刘挚书信案

　　宋哲宗元佑六年十月，右相刘挚遭台谏弹劾与邢恕书信往还、接见章惇子弟事，贬知郓州。邢恕素与新党领袖蔡确相善，与邢恕交往，正是刘挚获罪的首要罪状。但这起文字案背后隐藏着元旧党内部吕大防、刘挚争权夺利的斗争。旧党兴治车盖亭诗案，大肆迫害新党之后，刘挚欲打击旧党内部吕大防、苏辙，以防后患，遂引用杨畏作打手。但杨畏乃是见风使舵之徒，为迎合吕大防，转而和死党郑雍一起攻击刘挚。所以，雍之攻挚，人以为附左相吕大防也。刘挚书信案未发之前，郑雍、杨畏已多次以庇佑章亲属，纠结朋党，接见章惇子弟等事弹劾刘挚。刘书信被茹东济献给郑、杨后（二人）得此大喜，乃解释简语并奏之。因此高太后认为刘挚的行为背叛了元更化之政，遂怒，面责挚反复，将其赶出中书。

　　常安民书信案

　　宋哲宗绍圣间，新党重新上台，打压元佑党不遗余力，常安民书信案即是一例。常安民政治上倾向于元佑党，与新党大异其趣。《宋史》本传载安民妻孙氏，与蔡确之妻兄弟也。确时为相，安民恶其人，绝不相闻。确夫人使招其妻，亦不往。（元佑初）元丰用事之臣虽去朝廷，然其党分布中外，起私说以摇时政，安民窃忧之。（绍圣初）拜监察御史，论章颛国植党，乞收主柄，而抑其相反复曲折言之，不置。遣所亲信语之曰：君本以文学闻于时，奈何以言语自任，与人为怨，少安静，当以左右相处。安民正色斥之曰：尔乃为时相游说耶？益怒。常安民元间致吕公着书是遭章、曾布打压的主要借口，其书云：去小人不为难，而胜小人为难。陈蕃、窦武协心同力，选用名贤，天下相望太平，然卒死曹节之手，遂成党锢之祸。常安民引陈蕃、窦武故事比之元辅臣，并无意比哲宗为汉灵；章、曾布进谗陷害，激怒哲宗，进而径拟（安民）监滁州酒税，将其赶出台谏。后来徽宗立，朝论欲起（安民）为谏官，曾布沮之，蔡京用事，入党籍，流落二十年，连续遭打压。

　　黄庭坚碑文案

　　宋徽宗崇宁二年，贬官中的黄庭坚为荆南承天院撰碑文，湖北转运判官陈举弹劾碑文语涉谤讪，导致黄庭坚遭到除名勒停的严重处分。黄庭坚反对熙宁变法，政治上属于元党，这又是一例党争迫害的文字狱。承天寺僧为先生（庭坚）乞塔记，文成书碑，（陈）举知先生昔在河北与赵挺之有怨，挺之执政，遂以墨本上之，谓幸灾谤国。除名勒停，羁管宜州。

　　陈瓘《尊尧集》案

　　政和元年九月，元佑党人陈因不满绍圣《神宗实录》的史笔而作《尊尧集》，因此罹祸。史云：尝着《尊尧集》，谓绍圣史官专据王安石《日录》改修神宗史，变乱是非，不可传信，深明诬妄，以正君臣之义。张商英为相，取其书，既上而商英罢，又徙台州。

　　原来《神宗实录》曾经5次撰修，后4次改修都为政治纷争使然，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政治评价是历次改修的焦点。元元年诏修《神宗实录》，凡300卷。绍圣初，新党甫一上台，就提出对元《实录》重修，并对元《实录》的撰修人员下狱勘治，撰修者吕大防、赵彦若、范祖禹、黄庭坚、曾肇、林希、陆佃等皆坐贬官。

　　陈瓘遭到打击，除党争、政争因素外，还掺杂有公报私怨的成分。参与治理陈瓘者有蔡京，未第时，以书谒陈，称其谏疏似陆贽，刚方似狄仁杰，明道似韩愈，及对策，所持论顿异，遂欲害以绝口。因其子正汇告蔡京不轨，执送京师，薿复入为给事中，又与宰相何执中谋，使石治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