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社会逐利奢靡之风
嘉靖、万历时期，社会风尚发生巨大的变化，清人龚自珍认为，虽然明代中叶以后有僭越违常，教化不施之感，但对当时商人和娱乐服务业却有相当的推崇。首先，由于商品和货币的吸引，社会各个阶层都出现了追求财富（锱铢共竞）的风气，只是程度上稍有差异。
不管是江南的苏州、浙江、褔建褔州，或是原本民风淳朴的山东、河北、湖北、山西，都是出现逐利的现象，连带使得农村人口转向经商一途，即使政府鼓励，也挽回不了农村人口；加上士人也认为商业发达可使国家税收增加，有益国计民生，因此不再视商人为四民之末，反而加重了商人在社会上的分量，其地位陡然提升。
根据明末朱载堉所写《山坡羊》〈钱是好汉〉说到钱的好处：
世间人睁眼观见，论英雄钱是好汉。有了他诸般趁意，没了他寸步也难。拐子有钱，走歪步合款。哑吧有钱，打手势好看。如今人敬的是有钱，蒯文通无钱也说不过潼关。实言，人为铜钱，游遍世间。实言，求人一文，跟后擦前。
在金钱至上的时代氛围下，地主官绅地无不竞相追逐金钱，营私枉法。许多官僚把仕途当作金钱交易的筹码，时人周顺昌在和友人朱德升信中提到：
方今士途如市，入仕者如往市中贸易，计美恶，计大小，计贫富，计迟速。
士大夫以往所标榜的清操廉耻，此时大多已荡然无存。财帛当道，白丁可以做官，忠良贤才可以不用；社会公德可以不顾，杀人不须偿命，无理词讼赢上风，街坊市井间动荡不安，携械相争，赌博之风大盛，不良少年结党横行，士大夫与中下阶层富人结交，这些都是明代初年无法想像的僭越不安的社会风气。
在商品经济的刺激下，社会消费能力也趋于奢侈，上层社会的官绅士子以追求服饰时髦、豪华享受的方式展示特权；下层社会的暴发户群起效尤，论富门当。以乘轿为例，官员坐轿起于南宋，但明代弘治、正德年间蔚然成风，未当官的士人，甚至是士人的子弟，都不再步行，动辄乘轿。万历中期以后，民间一般富家子弟也可乘轿。
此外，请客宴乐，讲求排埸，也从官家推移至民间社交活动之中。除了菜肴超过十样，宰杀鸡、鸭、鹅动辄数十只外，小型筵席亦有以珍禽异兽、山珍海味上桌。一名进士和四友人吃饭需要二十徊家童服侍，排场似乎有些过分。一般百姓请客，即使家境不甚富裕，也必定典贷为之。
明代服饰原本有规定，洪武时律令严明，人人遵守，但嘉靖以后，服饰不分士庶官品，衣服、腰带、帽子嵌缝珠宝金者比比皆是，而且男子服装颜色与女子无太大差别。住宅建筑、家庭居室的摆设、婚丧、节庆、迎神赛会等花费，更是日趋浮华，以夸示富有为目的，江南城镇盛行园林式住宅建筑，如嘉靖中御史巡抚王宪臣始建的苏州拙政园。眼镜、自鸣钟也进入了江南富民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