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处留心皆学问

　　我知道自己在高中时化学和数学都学得很差：我感觉这两门课都很枯燥和复杂。但是英语也没能考个好些的分数，就让我很是失望，因为我喜欢这门课。我本想把英语学得出色一些，结果还是失败了，这让父亲更加肯定地认为，我的真正才干也许只有在当了裁缝时才会显露出来。

　　我是父母唯一的儿子，也是最应该继承父亲在新泽西州大洋城的裁缝店的人——那是我父亲的祖辈们从拿破仑时代的意大利传下来的宝贵手艺。我课余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给学校当记者，而且在高中三年级时的成绩又下降了，父亲就越发坚持让我把时间花在他的工作间里。他让我学裁剪和怎样缝裤腿、开钮扣孔。

　　他说，当裁缝至少是一个让我可以活命的“铁饭碗”，并且重复着我说过的一个愿望：“你不想高中毕业后到巴黎住吗？”其实我知道，即使到了巴黎，也不过是在我大伯的公寓中的一间客厅里住。大伯在1911年时离开了意大利，在巴黎开着一间红火的裁缝店，很多名人都是他的顾客，我可以到那里当学徒。

　　但是，我看着父亲干活，觉得当裁缝是件无聊、费时而又要求很高的事，父亲一针一线地缝着每一件衣服，在缝一件丝绸或毛料衣服时，他要用手指感觉出针的走向。如果他觉得衣服做得不够完美，还要把它拆了重新做。

　　我从没想过要当一名裁缝，但每当父亲提到巴黎的时候，我还是恭敬地听着。在有一次我认真地写了一篇关于《纽约时报》的发行人和元老级人物阿多夫·奥克斯的论文后，父亲更是不厌其烦地念叨着我的英语成绩——我那篇论文后来只得了个B——。

　　B——不是老师给过我的最低的分数，我得的多数是C，有时甚至是D。有一次在一篇关于《哈姆雷特》的作文中拼错了莎士比亚的名字后，我甚至得了个F。那位女老师批评我的作文写得太“啰嗦”而且“拐弯抹角”，有时候她还会用红墨水给我写下评语：“语法！语法！语法！”

　　美国没有哪位裁缝会比我父亲更加推崇奥克斯的了。1920年移民至美国后，父亲每天都会阅读《纽约时报》，通过借助词典，读报扩大了他的词汇量。所以每当他因为我没考好英语而替我失望时，我都会以没时间读报来为自己找借口。

　　奥克斯本人就是在没有老师鼓励的情况下开始他的事业的——他在上学时也是成绩平平，但在后来的生活中显露出了他的才华。

　　父母和我还有我的妹妹住在我们商店的顶楼里。虽然家里有宽敞的厨房和餐厅，但我的母亲是她们那代意大利籍美国人中少数不愿下厨房的一个。相反，她是个事业型女人，一位把老顾客视为最好朋友的商业家。

　　她会在她的女装店里招待顾客，她经常打发我去杂货店给她们买汽水、茶或冰激凌，好像这些人就是她家里的客人一样。她会和她们进行私人交谈，从而赢得她们的信心和信任，或早或晚地就能够说服她们买下大部分她建议的衣服。

　　我母亲的服装店满足了那些追求品味却又精打细算的女人的需求，这些人当中有牧师的妻子、银行家的妻子、桥牌爱好者等等。这是些戴着白手套的女士，她们一边一件件试着衣服，一边谈论着各自的生活。

　　在我母亲优雅举止的衬托之下，我们的商店在那种时候就如同在上演着脱口秀一样。我从母亲那里学到了很多有用的与人相处之道，这在多年后，当我开始就一些文章和书与作者进行访谈时派上了用场。我知道了，在一个人想解释自己而又一时难以说清时，永远不要打断他们的谈话。在那种时刻，人们通常是很坦诚的，他们的停顿或突然改变话题，可能显示着其中有着令他们尴尬或恼火的事情。这是我小时候在母亲的服装店里跑腿时 “偷听”来的，她们的声音在其后的几十年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回想起父母保持了60多年的融洽关系，以及他们是如何把爱、宽容和很多才华结合在一起时，我明白了，我从他们那里学到的比从课堂或老师那里学到的更多。也正因为有了这些积淀，我才能在后来成为《时代周报》的记者和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