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后副教授自述从中专到博士的坎坷求学路

由中专到博士——我的坎坷求学路

作者：施仲贞

（1979年出生，男，浙江瑞安人，南通大学楚辞研究中心副教授，硕导，博士。）

你若问我哪所大学毕业，我还真不知该如何回答。有一次，我参加学术会议，一个相当有知名度的学者就曾问过我同样的问题，当我告知他我博士毕业的院校时，才明白对方原来是想问我本科毕业的院校。而我压根儿就没有在哪所大学读过本科，虽然藏有一张爱之如命的本科学历证书，上面还盖着鲜明夺目的“浙江大学”四个大字的红印戳，但那也只是我通过自考得来的，我料定浙江大学永远也不会承认有我这样的毕业生。

当年，我大哥因成为他母校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尖子生而备受关注，他母校的校长还亲自带队来我家庆祝，尽管对于城镇上的人来说通往我家的山路是多么崎岖难行。一时间，我家风光无限，令人好生羡慕。自那时起，我就对大学充满着向往和期待。然而家庭的贫困，最终让我渴望上大学的梦想支离破碎，结果在中考填志愿时，选择报考了一所毕业后将统一分配到乡镇政府工作的中专学校。

说起我的家庭，我不得不提一提我的祖父母。听说，祖父是老实人，胆小怕事，但家境殷实。而祖母是大家庭出身，心灵手巧，她的父亲是当地有名的大地主。曾经每年秋收时，我家都会临时雇佣不少村民，像接龙般地一个挨着一个，挑着满满的重担将粮食送往我家。但后来家道日渐衰落破败，更不幸的是祖父母去世时都只有三十余岁，留下四个孤苦无依的儿子。自此，我家就真正走上了贫困而艰辛的道路。

大哥上大学时，尽管有一点生活补贴，但对于日常开支来说只能算是杯水车薪。我与二哥读初中时，每年学费都是欠学校一些的，待初中毕业时才真正还清。每年，我父母都会为我们三兄弟筹集一百多元的巨款学费而心急如焚，寝食不安。

不管生活多么艰难，父母都一如既往地拼命干活。在我眼里，我家每年收获的水稻、番薯、土豆总是比别人家的产量高，品相好。而父母也从来没有把我们三兄弟视作不可承受的重担，反而视为不可多得的财富。因此，他们就常常幻想，等我们三兄弟长大成人后，全家的生活境遇将会大大改观。正是过去苦难的生活磨炼了我们三兄弟不屈的意志，增加了我们三兄弟求生的欲望。更重要的是，我三兄弟从父母那里得到的是满满的爱意，而爱意与幸福是一对甜蜜的情侣，有着无限美好的联系。

1995年9月，我在大哥的陪同下，走进温州农业学校，开始自己四年的中专生活。尽管学校不鼓励学生参加自考，但我为了实现自己梦寐以求的大学梦想，在大哥的引导下，从1996年起，开始偷偷地报名参加自考，攻读汉语言文学专业。我常常如痴如醉地徜徉在自考这所没有围墙的大学。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在中专毕业前一年拿到杭州大学自考专科学历。然而，万万没想到的是，等我中专毕业时，却发现原来包分配的承诺并没有兑现。每天，只有等夜幕降临时，我才敢独自出门走走，但每次出去，都生怕遇到熟人，特别是那些关心我工作着落的人。

2000年12月，我终于获得浙江大学自考本科学历，后经人介绍才好不容易进入当地一家集团公司办公室从事文秘工作。此前，我从没有料到，那张没有校长盖章的本科学历证书竟是我谋取人生第一份职业的通行证。谋口饭吃，一直是我人生的远大梦想。如果一个人不能自食其力，还在大谈特谈自己的理想，那么他多半是在自欺欺人。

我多么渴望知道大学生活究竟是怎样，尽管曾道听途说，也曾凭空想象，但若能让我亲身体验，那将是多么有趣、多么美好的事情。2005年9月，我终于怀揣着美好的梦想，独自肩负起沉重的行囊，昂首挺胸地跨进南京师范大学的校门，攻读古代文学专业硕士学位。尽管初试并列第七，但复试时在博学多闻的老师们面前，我再也无法掩饰自己那可怜的底细，大出洋相，结果因名列第三十一而成了自费生。所幸的是，在大哥和大嫂的鼎力支持下，我还是如愿地开启了自己人生真正意义上的大学生活。

对于我来说，上大学读书是多么来之不易。因此，从进入大学的第一天开始，我就暗自发誓一定“好好学习”，努力把自己失去的东西追回来。这如同一个成年的瞎子，突然有一天被治好了眼睛，他一定会对眼前那色彩斑斓的世界惊叹不已，力图用毕生的精力去饱览一番，希望自己能真正把它看个通通透透。

当我勉为其难地听完一个月左右的专业课后，我竟不禁地开始质疑起自己当初上大学读研的选择。我原以为在大学里老师们会教你如何写文学作品，结果却发现老师们只教你怎样写学术论文。于是，我不得不硬着头皮学习与我想象中相去甚远的各种科目，那些繁琐得有点无聊的考证和呆板得毫无生机的书目尤其让我上火感冒，而这恰恰被看作做学问的入门和基础。

就在茫然无所适从的时候，我幸运地遇上了我的导师周建忠先生。他一路扶持我，用心教导我，成为我知识的源泉、涵养的镜子、人生的向导，让我度过了美好的六年（从硕士到博士）大学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