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哈佛掘金记

　　张杨，1980年出生于湖北，在过去的28年中，他体验了从普通的湖北小镇到武汉、从武汉到清华、再从清华到哈佛的求学之路……

　　初到美国，患上“美元换算恐惧症”

　　很多中国人初到美国的留学生活的经历，都是怀揣30美元(最多也就100美元)独闯美利坚。然后若干年后功成名就，放弃高薪诱惑，怀揣着数量不便透露的美元荣归故国。

　　而我的经历是一个不太一样的版本。我是带着大量美元来美国的。因为在被哈佛录取前，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毕业的我，已经在新东方西安校区当了两年多英语教师，完成了一些“资本积累”。而且，哈佛还给了我“半奖”，每个学期7000美元。但在奖学金还没有到位的时候，我自己先预付了学费和生活费。除此之外，我还带了一万美元的现金。因为这一万美元的纯零花钱，我出国特别“有底气”——美国大学生一个月的零花钱也不过500美元，我相当于一年里每个月有将近1000美元的零花钱呢。

　　在机场给我送行的时候，父母都流下了眼泪，母亲哭得更是伤心。直到我入了海关，母亲还不放心地叮嘱：“孩子，去了别忘了把钱早点存到银行里。”

　　平安抵达波士顿，钻出了哈佛广场的地铁站，我看到了一片欧洲小城堡一样的小楼，觉得仿佛只穿过了一条地底隧道就到哈佛了。因为时差，我睡了不到3个小时就醒了过来。一大清早就开始一路狂奔——注册、银行开户、申请兼职工作、办理学生证。学校安排我们一个星期做的事情，我一天之内就全部办完了。与我同楼的一个美国女孩看我如此高速且不知疲惫地办这些事情，看得目瞪口呆，最后终于忍不住问我：“Alex(我的英文名字)，你是想明天就毕业吗?”

　　忙了一天，我终于时差发作，下午6点中，当我办完最后一个手续之后，回到宿舍，我倒在床上睡着了。一觉睡醒居然是深夜2点。我才意识到我已经将近两天没有吃东西了。开始是因为时差不想吃，后来是太忙没有时间吃。实在饿得难受，我不得不出去觅食，我记得在哈佛广场有一个24个小时营业、叫做CVS的超市。这是我第一次在美国购物。走进超市，我发现除了哈根达斯冰激凌，所有东西比我想像的都贵。哈根达斯冰激凌一大筒5美元，跟国内几个小球就要100多人民币相比，便宜得惊人。但是非常奇怪圣的是，其他的东西都挺贵。比如一盒薯片要2美元。如果折合成人民币大约是16元钱(按当时的汇率)；一个橙子标价1美元，折合成人民币就将近8元钱。最后，我实在舍不得，只买了一瓶水，一盒薯片拿回了宿舍——这是我在美国的第一顿饭。

　　以前在国内时，我花钱大手大脚，步行超过10分钟的路程必定打车。到了美国，我开始特别省钱了。因为多花一美元，银行的账户上就会少一美元。如果用完了这笔钱，我该怎么办?和不少刚到美国的中国人一样，我得了“美元换算恐惧症”。症状的最大表现就是：在商场看到价签时，会条件反射般地把所有物价都乘以8，然后吐吐舌头，心里嘀咕：“怎么这么贵啊?”最后逛了一大圈，还是两手空空地结束购物。

　　另外，哈佛的餐厅属于强制就餐。只要你住在哈佛的宿舍，就必须到餐厅里就餐，因为餐费已经交给了哈佛，不吃也得吃。对我这个出身湖北、吃惯辣酱的中国人来说，每天去哈佛餐厅吃面包三明治简直是一种折磨。可我没有太多钱去外面的餐厅吃饭。去餐厅吃一顿饭至少得二三十美元，我的“美元换算恐惧症”就会让我迅速换算成两百多人民币。一顿饭吃两百多，我肯定不舍得。虽然在哈佛学生里，我算是个有着“巨额”存款的中国“富人”，但我过得和其他学生一样“穷”。因为我下决心要好好规划我的财富，最好还要“掘上一桶金”，把美国“穷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勤工俭学，打工挣钱游遍美国

　　有一次，教授在给我们上课的时候说，在马萨诸塞州，年收入低于3000美金的都属于绝对低保户。我当时马上联想到我自己。因为当时我在美国没有任何的收入，我去申请美国低保救济的心都有了。美国低保户也许都过得比我滋润，因为他们可以想办法创收。我曾经在哈佛广场遇到一个低保户大叔，除了领取救济金之外，他还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乞讨家。首先他很有头脑，将”经营场所”选择在人来人往的哈佛广场。选址好，他已经成功了一半。其次他动用智慧乞讨。美国人是一个喜欢宠物的国家。大概一大半人喜欢狗，一小半人喜欢猫。这位老先生收养了一只狗一只猫。大冬天的，他裹着棉被往那里一坐，然后左手一只猫，右手一只狗。猫和狗非常地配合，身子蜷缩在厚厚的棉被里，露出凄楚动人的大眼晴。于是来来往往的行人中，一半把钱捐给了狗，一半把钱捐给了猫。乞讨到如此境界，不能不算是“乞讨家”。

　　在一个凄冷初冬的夜晚，我坐在哈佛广场，看着来来往往的车，我在想：我来美国到底值不值7放弃国内那么舒适的生活，来美国受这份苦，我到底是为了什么?

　　还好，这种压力也为我带来了动力——我要勤工俭学!在美国，一个人的信用记录非常重要，一开始，因为我没有“Social Security Number”(社会安全号，类似中国的身份证)，所以连手机也没法买，如果要买，就要交300美元的押金。于是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赶快申请一个社会安全号。在哈佛，得到社会安全号非常容易，只要在学校获得过合法校园工作的国际学生都可以去申请。

　　但是找到一份合适的兼职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我给我的同学顾问Radhika打了一个电话，请她帮忙。Radhika是一个热情的印度女孩，在我还在国内、我们通过MSN聊天时，她就有求必应。她当天下午就带着我在图书馆里找到了一份非常适合我的兼职——图书馆媒体助理。说是助理，根本没有什么需要我“理”，就是坐在办公室里面，如果有学生不会用电脑，或者需要借什么媒体设备就来我这儿。这样，每周我可以轻松地拿到300美元左右。

　　不久，我每学期7000美元的奖学金也发放了下来，使我的经济情况大大好转。更幸运的是，我结识了一个富裕的美国家庭。他们家的儿子正在学中文，我当他的中文老师，薪水是每周400美元。于是，我的经济状况大大改善，加上图书馆的媒体助理工作，我每周约有700美元的收入。

　　这样，我慢慢地度过了商场价格“乘以8”的心理恐慌期。在这里，我还要告诉国内即将出国留学的朋友们：选择学校的时候一定要打听学校的资助能力，如果学校资助能力不强，自己在国外会活得特别难受和压抑。因为在美国，对外国留学生的打工控制很严格，除了在校园兼职以外，所有为校园以外的雇主服务都是非法的，但是学校的兼职机会很多，比如助教、助研、助寝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