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富二代的乡村扶贫梦，来中国学习电商回国后复制

　　在墨西哥瓜纳华托州，Andres想起了多年前，他在浙江白牛村看家家户户制作山核桃的那一天。

　　那是他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中国乡村，大房子和私家车、家庭作坊式的协作、互联互通的网络都让他思考，如何将这些也带进墨西哥村落完成它们的本土叙事。

　　而这些故事如今在遍地生发，在曾经闭塞的瓜纳华托，人们不仅将手工制作的石臼卖到了高档的餐厅，还卖到了印尼、南非等国，它们摆脱了被几美元贱卖的命运，找到了会欣赏其拙朴和精巧的主人，其中精致打磨的石臼甚至可以卖到200美元以上。

　　在墨西哥，传统与现代、贫穷与财富交织，许多空心化严重的乡村，如今回来了许多年轻后生，这位一直被叫做”Chinese kid“的墨西哥富家公子哥，也还在贫民区塑造一个个正在延续的故事。

　　富家公子哥的扶贫梦想

　　Andres在来中国前都没打过工。他的父亲原本是医生，1968年墨西哥开放后，他就做了日本RCA公司的代表，把东芝、三菱、日立的家电产品卖到墨西哥来。自小在富人区长大的Andres是妥妥的公子哥，“每次想去兼职打零工都会被爸爸拦下，叫我不要抢别人糊口的生计”。

　　他从私立小学开始念起，一路都在国外游学——7岁就一个人去了爱尔兰，8岁去了美国，12岁的时候去了都柏林，18岁去了法国和克罗地亚，除了交换学习，参加的也都是比赛骑马或是国际象棋这一类活动。但等到暑假，他又会回到墨西哥做志愿者，服务当地的社区、农村，在贫民区帮人做饭、种树、种庄稼，或是送小朋友玩具、教英语……

　　优渥的家庭给了Andres看世界的条件，“走南闯北”的他自诩见多识广，却因为一个没回答上来的问题，被一枚硬币骗来了中国。

　　这一切起源于2010年的一次谈天，当时Andres帮一家中国卡车公司在墨西哥找个合适的办公点，偶然聊起来中墨贸易历史，“我觉得顶多就几十年吧，没想到其实16世纪就开始了”。看Andres将信将疑，老板掏出一枚墨西哥铸造的银币，上面居然有好几个汉字，描绘的是当时墨西哥、菲律宾、中国的三角贸易。被触到知识盲区的Andres，一下子燃起了好奇心，立马就决定去中国，看看这个对他而言遥远且神秘的东方古国。

　　那一年，他成了复旦大学的留学生，“文化和生活习惯的差异比我想象得要小很多”。因为也爱吃辣，Andres在美食丰富的上海爱上了川菜，甚至因此感到了华夏文明和玛雅文明的隐秘联系，仿佛是第二故乡。

　　在他眼里，中国是“遍地黄金”的掘金宝地。没有了父亲的管束，Andres一有零工就去打，他在衡山路的酒吧里当调酒师，顺便练习地道的中文；因为爱逛吃逛吃，他搞了一个专门为外国人设计的美食路线，从福州路吃到人民广场，一条龙尝遍小龙虾、生煎包甚至还有蛇肉。

　　等到了冬天，他就去人民广场的商场扮演圣诞老人，最神奇的一次是他在一部讲邓小平生平的电影里做群演，“我这个墨西哥人演了一个法国保安”，他用访学学来的法语说了他在电影里的唯一一句台词，“不能进来”。

　　他甚至从依靠专为外国人设置的“magic number”订餐的外来者，变成了留学生们的二房东——静安寺是许多留学生租房的普遍选择，在这儿居住过的Andres观察到交换生们租期短、转租也不方便，索性和上海阿姨签了10年合同来降低租金，还买了好多家具和鲜花布置成老外喜欢的风格，最多的时候，他是179个外国留学生的二房东。

　　在日新月异的中国，变化反而是很常见的，“很有可能你今天在街口吃了这家店，过两天它就被拆了，城市基本每天都在发生变化”。但回到家乡墨西哥，Andres却感觉时间好像停滞了，再次去到贫民区做志愿服务的他，开始怀疑这种浮于表面的工作是否真正能带来改变，从实干的中国人身上，Andres明白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也找到了他扶贫梦想的实现方向。

　　白牛村墨西哥分村

　　墨西哥的官方语言是西班牙语，但在当地一些村庄，村民们只会说阿兹特克语或者玛雅语，“我甚至有时候都无法跟他们交流”。第一次去“中国电商第一村”白牛村，Andres看到不会说普通话但依旧在操作电脑的普通村民时，立马联想到了两个不同国度村庄的相似性。

　　这种相似性让他看到了改造墨西哥村庄的可能性。一位50多岁的大叔尤其让Andres印象深刻，因为不会使用电脑，大叔就在笔记本上写满了操作步骤，“他在本子上画了一个个界面的示意图，先点哪里，然后再点哪里……”这种朴实且原始的方法让Andres格外感动，“这让我觉得，如果一个人特别想干一件事，他会突破重重阻碍来干成这件事”。

　　于是他发起墨西哥数字乡村项目，在当地政府以及阿里巴巴全球数字经济人才项目（下文简称GDT）的帮助下，决定以白牛村为模版，将电商模式带回墨西哥。

　　第一站就在一个世代以手工制鞋为生的村落，尽管父辈、祖父辈都是鞋匠，但这个村庄的年轻人们却不想再以制鞋为生，纷纷逃离家乡寻找新的赚钱机会。这种村落的“空心化”其实在中国也非常常见，年轻人们不满足于村庄相对匮乏的资源和市场，而选择去往大城市打拼，只留下老人和小孩留守家乡。

　　但白牛村的年轻人们却纷纷回来了，这个表面普通的中国村庄，家家户户不是在生产山核桃，就是在繁忙地打包发往全国各地，“80多岁的老奶奶和20几岁的大学生一起忙碌着，整个村子都很热闹”。从2007年开始通过淘宝销售山核桃，白牛村在十年时间里实现了销量从100万元到3.5亿元的爆发式增长，村里有1500名村民、300个家庭、68家淘宝店，人均年收入在2018年就已达33500元。

　　借助GDT的培训项目，Andres将白牛村经验复制到了许多墨西哥村落。他组织团队培训电商人才输送到当地的中小企业，帮助那些做皮革、手工艺品的传统制造业者搭建官网、开设线上店、使用起数字支付和数字物流，让他们在线上触达更多的买家。这些改变让年轻人看到了经济增长的机会，并逐渐回到了家乡，这是Andres在墨西哥的第一个成功故事。

　　而在距离墨西哥城2小时车程的克雷塔罗州，占地面积小，也是地理最异质的州之一，生态系统从沙漠到热带雨林，十里不同天。这里以农业为主，最常见的是散落各地的养蜂人，他们大多离群索居，相互之间没有什么交流，依靠手工完成所有流程，管理粗放，几乎没有人整理销售和库存数据。

　　带来改变的是一个接触到数字乡村项目的墨西哥年轻人，他告诉Andres自己家乡世代养蜂，工艺非常老旧，蜂蜜加价转手很多次卖给最终的客户，但村民们却没有赚到什么钱。于是，接受过电商培训的教师和学生们组成小分队来到克雷塔罗州，为蜂农们开发数字化系统，这套系统包括一个叫互联农业的通信系统，可以方便蜂农彼此间的交流和新的农业技术的普及；还包括数字化成熟度测量系统，可以量化测算蜂农们使用社交产品、数字支付、数字物流之类的程度。

　　通过把蜂蜜产品放到互联网上售卖，村民更直接地触达到了消费者，也拓宽了销路。学生们为各种蜂蜜产品设计了logo、包装，还把生产过程拍成了短视频放在网上；甚至还有人力资源背景的学生，为蜂农开展了培训，帮助他们更快适应数字化的生产和销售方式。值得一提的是，通过数字化成熟度测量系统的评估，克雷塔罗州的养蜂业数字化水平在几个月后增长了48%；而产品的销量提升中，80%都来自线上渠道的拓展。

　　还在延续的故事

　　过去的两年，Andres和团队教学培训了400名老师、8000名学生，帮助了约1500家墨西哥微型企业。带来的变化是显著的，对于这些世代以手工业为生的村落，除了因为数字化而变得更加团结紧密，赚钱的意义尤其重大——因为能够赚钱，所以这些手艺活不再是年轻后生们尴尬的包袱，而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疫情之下，Andres也帮一些濒临倒闭的手工作坊寻找出路。在墨西哥北部，当地的木工手艺者每天都会花两小时上山，去到山上的工坊制作雕塑、棋盘等工艺品，然后再把他们背下山，在城市主干道的餐馆门口进行兜售，”因为很多美国人会来谈生意，路过这些小摊的时候，有可能会买他们的东西。“

　　花四小时上下山，然后花费一整天在路边兜售，这些手工艺者的收入也只能勉强维持生计，甚至还可能颗粒无收。生活就是这样周而复始，”他们普遍没有机会接受教育，也没有信贷和保险，什么都没有“。

　　在新冠大流行后，餐厅关停，商贩们也失去了兜售的地点和来往的客源，生活可以想见地艰难，没有收入可能就意味着下一顿要饿肚子。于是Andres找到当地的年轻学生们给产品拍照，po到社交媒体和电商平台上，销售渠道从路边扩展到了网络。

　　这些一直依靠现金支付的商贩们开通了第一个数字钱包，”不只是用来收款，我也教他们贷款，去把工坊变得更大，而不只是赚到吃饭钱“。现在，这些木工手艺者的利润率增加了300%，他们不只是在墨西哥本土找到了购买者，还把生意做到了海外。

　　物流也好了起来，以前商贩们配送一个成本不到40元的产品可能需要花费70人民币，但现在可以统一把所有产品送到市中心的配送中心，买家可以在那里取货，卖家也可以直接从市中心配送，这样物流费用就从70人民币降低到了12-15元。

　　现在，变化是Andres每天都能感受到的东西，它们发生在距离自己或远或近的同胞身上。曾经从中国回到墨西哥后，Andres觉得时间仿佛在故土停滞了，”十年间也没有什么大变化“，而现在，他培训过的不计其数的学生们，时常通过电话、社交媒体、邮件向他汇报近况，这其中有成功也有失败，但是大家每天都在感受数字化带来的改变。

　　这些由中国经验书写的墨西哥乡村故事，之后还会在智利、玻利维亚等其他拉美国家有新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