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生地里的中国
“有人迷信‘認证’，只要有‘認证’就放心了，但农民偷偷打农药、上化肥怎么办?还有人竟然建议在田间地头架设监控设备，真是可笑!爱农民就是爱自己。如果你把农民当亲人，你们是亲戚，你吃他种的东西，还用得着認证吗?”
[农家]
陈丽平是河南开封县范村乡葛砦村的一位农妇。家里分了6口半人的地，20亩。有12亩种的是花生。10年前一斤带壳花生1.2-1.3元。四五年前是2元多，去年卖到3元多，今年春节后，涨到4元左右，但投资也一年比一年贵，农民并没有多赚钱。
葛砦村有几百口人，人均3亩地。种一亩花生能收500斤左右，毛收入1500～1600元。除掉种子、化肥、农药、灌溉等投入，净收入在300～500元。花生并不是全部卖给二道贩子，而是1／10留作种子，自己吃，以及榨油。
陈丽平说：“超市卖的油，没有我们自己做的油好吃，咱农民一直都是自己种麦，磨面；自己种花生，榨油。”他们不会刻意比较榨油吃与买油吃的成本高低，只觉得那是自家地里的东西。自给自足，其乐融融。
但在整个国家范围内，实际发生着的变化广阔而深刻，且影响和改变了包括陈丽平在内的广大中国农民的命运。
[商家]
在1990年代之前，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跟陈丽平一样吃散油。那时人们喜欢吃花生油、菜籽油，而厌恶豆油。因为豆油不香，还有一股豆腥味。
1980年代末，新加坡嘉里粮油公司进入中国，1991年，第一瓶小包装油“金龙鱼”面市。这种大豆色拉油纯净、透亮，经过精炼去掉了豆腥味。嘉里粮油巧借国内单位爱发福利的惯例，用团购方法逐步培养出国人对小包装油的喜好。
中国食用油的需求量十分旺盛。国内油料不能自给，油脂企业只有靠进口大豆或散油来精炼。国内大豆的主产区是黑龙江，种植面积占全国大豆种植面积约一半，产量占全国2／3。但由于国内油脂企业大量从美国、巴西、阿根廷等国家进口转基因大豆或散油，东北大豆无论是成本、价格、出油率等都不占优势，很多豆农都不愿意种大豆了，改种玉米。黑龙江大豆种植面积连续4年减少。由于大豆减产，八成黑龙江油脂加工企业已经处于停工或者基本停工状态。
郑州的徐先生，曾先后在益海嘉里及河南本地某油脂企业任职，他说：“农民不种大豆，改种其他的东西，是恶性循环，你大豆种得越少，形不成规模，话语权越小，只能把庞大的油脂市场拱手相让。”
由于大豆油便宜，也冲击到中国的花生油市场。田先生是河南延津人，从1998年开始做花生经销商。延津县曾有上百个像他这样的经销商，但一直在减少，现在只剩十几个了。田先生说，这两年来，新乡市花生的种植面积在减少。农民以前把一半地种花生，一半种玉米，现在有的全改成种玉米了，因为农村缺劳力，玉米好管理。农民家里要是只有三五亩地，就租出去，种地的是五六十岁的年纪，出去打工没人要的。
[输家]
陈丽平说，现在种地比以前清闲了，浇浇地，上上肥，打两次除草剂就行了。现在当地农民普遍把花生种子拌上农药，就能治住蛴螬和金针虫了。但拌种药成本高，一亩地要花40元。
以前花生田里都是人工除草，大约从10年前，农民开始买除草剂使用。陈丽平笑道：“人工除草太慢，人也受罪……”这似乎是一个象征：能用药、化肥和机械的，就不愿意再用劳力。除了种地外，此地农民在农闲时出去打打零工，跑跑运输，还普遍搞了养殖业。因此，现在的农村里已没有纯粹的农民了。
目前我国花生地里使用量最大的除草剂是乙草胺。用乙草胺后花生有农药残留，对人体有潜在危害。2006—2007年，日本多次就我国输日花生中乙草胺等农残超标，通过我驻日使馆向我国发出通报，并希望我国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控制，今年欧盟已禁止其成员国使用乙草胺。
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何慧丽，长期进行乡村建设实践，同时兼任河南开封市市长助理、兰考县委常委。3年前，开封某县某村的一户农民告诉她：“我种了10亩花生，因为今年雨水多，杂草旺长，就大量往地里打除草剂。比往年多打了一倍还多。这些花生收获后，是卖给国内某大型食用油品牌企业的。但我有3亩地没打农药，留作种子、自己吃以及榨油。我也不相信商场里卖的油。”
何慧丽感慨道：“消费者与生产者是永远的矛盾体。消费者拼命压价，生产者拼命抬价。城里人把农民逼得一心赚钱，人与人都不和谐了，怎么增产怎么来……结果，消费者把农产品的价格压低了，生产者就在地里拼命上化肥，喷农药，弄死你!”
何慧丽認为，城市化、工业化把人异化了。城里人不与大自然接触，不从生命的层次上看问题，竟然发明了化肥、农药。中国5000年都一直肥沃的土地，改革开放30年就不再肥沃了，地力用尽了。田里的化肥施到一定程度，已经不能提高产量了。农药在杀死害虫的同时，也杀死了益虫。土壤里的生命单一，生长出的农产品怎么会有营养?何慧丽说：“有句俗话说：‘城里人用假冒伪劣坑害农村人，农民用有毒食品毒害城里人。’社会是如此邪恶……你可以不爱农民，但你爱不爱自己的身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