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小故事：中华书局的小故事
王府井大街36号，北京灿然书屋。对于这家坐落在繁华街区的书店来说，2012年2月的这个周末，生意多少显得有点冷清。下午四点，顾客一共四位。一位店员起身关上了敞开的玻璃大门，以免寒气侵入室内。
这里是中华书局王府井门市部。
如果不是墙上一幅庆祝中华书局100周年促销活动的横幅，人们或许很难从静悄悄的气氛中发觉，这家著名的出版机构刚刚迎来了自己的百岁诞辰。
各类古籍学术图书紧凑地排列在书架上，它们使每个人一进门，就能对中华书局的特色一目了然。然而，读者们未必知道的事情是，这家百年老店作为古籍专业出版社的历史，其实只有五十多年。此前，它出版的教科书，是更多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那场转型，始于半个世纪前——无论是中华书局，还是整个中国。
不合时需的民营出版业1949年3月，随着解放战争步入最后一年，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出版工作需要统一集中，但是要在分散经营的基础上，在有利和可能的条件下，有计划的、有步骤地走向统一集中。”
在统一版本的工作中，教科书是重头。1949年4月，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成立了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以审定老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中小学课本，编制全国范围内使用的教科书。随后，具有国营背景的新华、三联书店，联合民营的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开明书店等，在北京和上海分别成立了公私合营的联合出版社，是为新教材的印行机关。时任中宣部出版委员会负责人的黄洛峰，将这项举措解释为统战的需要：“我们的政治任务，是要团结他们、领导他们……就是让他们有生意可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