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无寸铁的农民军是如何打败正规军的？农民军是如何抗英的
手无寸铁的农民军是如何打败正规军的
俗话说，官逼民反，在古代的中国经常会发生农民军起义将王朝推翻的事情，但是农民都是手无寸铁的“泥腿子”，他们是如何打败拿着刀枪剑，弓弩箭矢的正规军的呢？因为古代冷兵器农民起义当中明末农民起义最为典型，声势最为浩大，所以我大略的用明末农民起义来说一说这个问题。
首先得说明，农民是非常不热衷于起义的，但凡是还有一口饭吃，古代的农民就不会选择起义造反，因为对于绝大多数农民来说，即使造反成功了，他们也是必死无疑——他们只是成功之路上的炮灰，真正成功的农民出身的农民起义领袖是非常少的，确切的说大概就只有朱元璋一位了。
农民虽然很难成为最后的成功者，但是他们对历史的影响无疑是相当巨大的，有时候可以说是他们的走向决定了历史的走向。一个王朝最终的落幕和一个王朝的崛起，都必须依靠广大农民的力量。谁能获得农民人口的绝大多数支持，谁就能掌握最大的军事人员储备库，从而发挥无穷无尽的战争潜力。
虽然农民非常不愿意造反，但是时代的逼迫和社会的逼迫，往往使得手无寸铁、老实巴交的农民愤怒的揭竿而起，从而加入到汹涌澎湃的破旧迎新的活动当中去。明朝末年，辽东军阀养寇自重，辽饷拖垮了明帝国，也累坏了明朝的农民。再加上官府的苛捐杂税，还有底下官员的横行不法，忍无可忍的农民终于揭竿而起了。
但是其实在一开始的农民军在明朝正规军面前完全就是不堪一击的“战五渣”，你想想，一群饭都吃不饱的“叫花子”，怎么跟明朝精锐正规军正面刚呢？所以在最开始的阶段的农民军多是找些大户人家抢劫，尽量避免和正规军接触，万一遇上正规军就赶紧投降，不论是李自成还是张献忠，在投降这方面，他们都是经验丰富的。
由于崇祯皇帝觉得天下治不好是自己的错，所以他宽恕了这些起义军，并且说“贼亦赤字”，崇祯皇帝的初心当然是好的，但是这也给了一个机会让起义军得以生存。他们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投降，缓过气来继续干，让起义军得已有机会发展。
发展到这个时候，起义军当中有些见识的人逐渐发现了自己的问题，那就是农民军的战斗力实在是太差了，根本不是正规军的一合之敌，如果他们继续这么发展下去，那就基本没有前途了。不过他们也发现农民军并不是所有的战斗力都比较差，有一小部分农民军战斗力相当强悍——那就是经过无数次大战残酷筛选活下来的“老营”。
所谓老营，就是经历过数次大战活下来的人组成的队伍，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死里逃生的，可能与他们一起来的有一万人，而活下来的仅仅只有几个了，这几个人都是身经百战的，不仅仅自身身体素质过人，而且心理素质极高，甚至有的可能还在战场当中摸索出了一些战术和战略经验，是真正的高手。
为了大规模的产生这样一批“老营”，后面起义军开始大规模的裹挟老百姓加入他们的队伍，所谓裹挟，就是把他们的财产抢光，房子烧掉，然后无家可归的农民也只能跟着他们加入起义军的行列——这些老百姓绝大部分就是为了产生少数几个高手而提供的炮灰。等到两军对垒的时候，这些无家可归的人会被当作第一批炮灰冲上去。
所以我们看到，当时很多起义军的队伍没事又被杀几万人，没事又投降了几万人，但是对于李自成、张献忠他们来说，都跟没事人一样，摇身一变，又是数十万大军风起云涌，这些被杀被俘的人根本就是裹挟来的炮灰，他们一点儿也不在乎。真正的那些精锐“老营”，他们会放在最后，在最需要的时候发动最强一击。
而对他们来说，炮灰无处不在，随便找他几个村庄，劫掠一番，很快就有了几万几十万的炮灰，死个十万八万的，他们一点儿都不心疼——虽然曾经他们也是农民，但是一旦坐上了这个位置，他们就必须学会残忍，不然他们就没法生存下去。慈不掌兵，义不理财，到了最后的农民军运动，就变成了“养蛊”运动，活下来的农民军就算身体上没有正规军强大，但也是最狠，最毒的。
何况一到朝代末年，正规军的战斗力也大大下降，明朝的绝大多数卫所军都跟叫花子差不多，真正可堪为用的是少部分私兵，比如洪承畴这些人，他们亲自带的亲兵，就是精锐当中的精锐。农民军除了用“养蛊”的办法提高军队战斗力之外，还会大量的吸收正规军投降的兵马，这些人都相对受过正规训练，比直接“养蛊”好得多。
在这样的一套操作之下，只要明朝朝廷不消除农民军存在的土壤——饥饿与贫困，李自成们就可以不断地发展壮大，直到有一天完全超过了正规军，并且把正规军打倒在地上。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当时的大地主的支持和鼓励也与农民军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虽然绝大多数地主都是站在农民军的对立面的，但是也会有一部分地主或者朝廷高官“两面下注”，他们对于农民军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甚至绝大多数农民起义都是这样最后被夺取了胜利的果实，比如隋末农民起义。
总而言之，中国的历史，通过这种人民群众与少数英雄或者枭雄的互动，完成了社会的滚动式前进，虽然其中充满了坎坷与鲜血，但是历史本来就不是童话，以童话的角度去解读历史和政治只能是把自己陷入错误和虚假当中去。
农民军是如何抗英的
1841年5月29日早晨，十几名英国侵略军又窜到三元里行凶抢劫，调戏妇女。三元里的菜农韦绍光看到这样的情景，立即组织几个青年，围住这伙英兵，用手中的锄头扁担，当场就打死了八九名。其余英兵见势不妙，纷纷逃跑。大家料到敌人一定会进行报复。为了迎接英军的大举进攻，进一步教训侵略者，三元里人民决心团结起来与敌人血战到底。推举韦绍光为领袖，定古庙前的三星黑旗为令旗，并集体对旗发誓：“旗进人进，旗退人退，宁死不屈，打死无怨。”
为了动员更多的群众对付敌人，当天下午韦绍光便派人与附近乡村联络，不多久103乡的代表全部聚集到三元里的牛栏，四乡八里的农民早就对英军的暴行深恶痛绝。大家聚在一起，很快便制定出战斗部署：决定15岁以上，50岁以下的男子一律出动；各乡自成单位，备大旗大锣，“一乡锣响，众多齐出”；战斗时，采用“诱敌出击，聚而歼之”的策略；将牛栏冈作为决战的地点。一支反侵略的强大武装迅速组成。5月29日这一天，整个三元里都沸腾起来。
5月30日拂晓，各乡群众约五六千人，高举大旗，手持锄头、铁锹、木棍、石锤、刀矛、鸟枪，浩浩荡荡主动向英军占领的四方炮台攻击。这时英军正在吃早饭，突然听到杀声震天，抬眼一看，漫山遍野都是手持刀矛、锄把和各式旗帜的人群。英军司令沃乌古留下部分英兵驻守炮台，率领2000多英军便向人群冲杀过去。
农民群众看到英军冲来，故意调头后退。英国侵略军不知是计，衔尾直追，越追越远，为加快速度，便于快捷，他们将大炮等辎重武器纷纷抛弃。英军一直追到牛栏冈，沃乌古一看地形，方觉不妙，正犹豫，忽听一声锣响，四面瞬时冒出一万多伏兵。英军被团团围住。漫山遍野的群众手持刀矛、铁锄等武器，杀向敌人，怒吼声震天动地，英军顿时乱了阵脚。慌乱迎战，短兵相接中，农民军越战越勇，敌人被杀的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活乌古慌忙下令撤退。沿途又有几万群众从四面八方涌出，追歼敌人。
正午时分，天色突变，浓云密布，雷电交加，大雨倾盆而下。英军穿着大皮鞋走在泥泞中，又重又滑，一个个摔的四脚朝天，其状狼狈不堪。火药又被雨水淋湿，洋枪真正成了摆设。雨越下越大，道路泥泞，英军寸步难行，饥寒交加，一个个落汤鸡似的，有的伏在棚架下，浑身哆嗦；有的丢下洋枪，叩头求饶。“乞命之声震山谷”。
农民军披着蓑衣，戴着斗笠，凭借大雨的助阵，越战越勇。妇女们烧饭送饭，支援前线。广州城郊的打石工人和丝织手工业工人闻讯也赶来支援。群雄歼敌，英军死伤无数。农民英雄颜浩长，手持长矛，英勇机智，一个人就杀死好几个侵略军，英军少校军官毕霞就死在他的长矛之下。
直到傍晚，英军始终未能突围出去，第一次在中国，侵略者感到“可怕到了极点。”
牛栏冈这场激动人心的战斗共歼灭英军200多人，活捉10多人，打伤不计其数，还缴获大炮两门、洋枪无数。胜利的喜讯传遍四方。
第二天一早，广州附近的佛山、番禺、增城、花县、从化等400多乡的群众闻讯赶到三元里会师。10万多群众，密密地围住四方炮台，英军官兵魂飞魄散。赶来救援他们的头子义律，也被围困在里面。
这次围攻四方炮台，三元里等地人民采取的办法是：长期围困、断绝供应，将侵略军活活饿死。他们将队伍分成几部分，轮流放哨、防守和休息，密切注意敌军行动，稍有动静，便迎头痛击。
就在三元里等地人民大败英国侵略军，把他们围在四方炮台的时候，清朝官吏却装聋作哑，不但没有任何表示，反而依照《穿鼻条约》制定的休战协定，将清军撤离广州，退到离城60里的金山。这些清军路过四方炮台的时候，农民军邀请他们参加抗英战斗，遭到拒绝。这一切被英国侵略军看在眼里，知道了清朝政府的态度。
义律和沃乌古立即给广州知府余保纯发出一封求救信，由汉奸混出重围送到广州。余保纯接到信后，赶快送给朝廷派往广州的命官，皇帝的侄子奕山。这奕山深怕三元里等地的人民的抗英斗争坏了他的投降计划。马上派余保纯赶到三元里替英军解围。
余保纯匆匆徒步赶到三元里，一面向英军道歉，随后，又向村民打躬作揖，为英军讨饶，要求群众宽恕。村民可不买帐，有人当面揭穿他的无耻行为。
余保纯看到欺骗不成，马上威胁群众说：“你们不把英国军队放走，将来出了事，一切由你们负责。”群众不怕威胁，仍然坚持不散。余保纯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转而去威胁参加斗争的绅士，这些在当地有名有势的地主及退役退职官僚，天生对官府就有一种从命心态。在余保纯的恐吓下，开始动摇，有的害怕起来，偷偷溜走了；有的迎逢官吏，反而劝诱群众解散。这样一来，群众的情绪受到很大的影响，终于也陆陆续续全部散开了。被困的英国侵略军在群众的唾骂声中仓皇逃走。
6月7日，英军斗子义律竟恬不知耻地要中国人民“后毋再犯”。广州人民也立即贴出告示，警告侵略者：“若不退出虎门，自有千百烧船妙法，烧尔片帐不返。”并庄严宣告：“不用官兵，不用国币，自己出力”即可杀退侵略者。由于惧怕人民进一步反抗，英军不得不从广州撤退，此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不敢在广州附近横行无忌。
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揭开了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序幕。
